马华春秋（上）第四章 —— 马华无能，华社分裂；权益地位，重拾何年？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昨晚，跟大家说到，马华公会在当时有国民党份子在内，是因为有地位的商人在早期与国民党密切联系，甚至是国民党员也有不少加入马华。这些人大部份的是受英文教育的知识份子、头家和在发行福利彩票后吸纳的中下层阶级。总而言之，当时的马华政治思潮，是代表着一群寻求安定生活而保障既得利益者，顺带成为华人利益的保障者，为英国政府所接受的合法代言人。

昨晚也和大家谈到，马华成立的背景是为了取代已被列为非法的马共，成为华人的保护者。马华的目标在于赢取华人的信心，使他们远离马共，并协助英国殖民政府早日解决马共叛乱，从陈祯禄的私人文件记录中显示，他原本组织马华公会，并不是基于反共的，而是声称保护华人利益。

为了保护当时马来亚华社的升斗小民，陈祯禄致力于使其他族群相信，不是全部华人都倾向马来亚共产党。因此主张华人领取公民权，以成为马来亚的人民。陈祯禄原本的用心是良好，和平的。而他的诉求，也得到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支持和信任。但是陈祯禄的信念，却因为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悲剧而快速转变。

一枚手榴弹，炸碎和平梦

马华1949年2月创党之后的第三个月，陈祯禄在怡保一项集会演讲时，被人抛掷手榴弹，结果五人受伤，包括陈氏在内。虽然行凶者潜逃，但陈氏及马华怀疑是马共所为。自此事件后，陈祯禄对共党有了仇视，原本的和平信念，被那颗手榴弹炸灭了。他甚至于1951年6月29日，写信给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攻击共产党世界并促请美国领导克制共党的活动。马华的反共立场变得更为明显，这和联盟的政策及国家的政策取得一致。

另一方面，联盟政府为了取得国家的和平，在与英国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也希望能使马共放下武器，以消除威胁。 《华玲会谈》便是当时的产物。东姑阿都拉曼在其回忆录中，阐述他与陈平会谈的经过：《7年蒙受的痛苦（指紧急法令的实施）有一项行动尚未尝试，我想为什么不面对面会谈？一旦有了会谈，我们便会知道我们站在那里，直接的接触是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

华玲会谈于1955年12月28日及29日举行，陈平率领马共代表团，政府方面的代表团由联合邦首席部长东姑阿都拉曼率领，团员包括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及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

东姑说：《我向陈平保证我将赢得独立。作为第一个步骤，我将会获得控制内部安全及本地的武装部队，而我同时也有权力特赦，因此我要他同意放下武器及离开森林。 》

《我告诉他（陈平），我正要前往伦敦商谈接管内部安全权力及全面管制紧急法令。如果达致独立是马共的共同目标，那么他没有其他选择，唯有停止战斗。我给他考虑我的话，但翌日当会谈继续时，他断然表示不会投降。换句话说，他不会接受赦免，因为形同投降。 》

因此马来亚政府继续与马共作战。到了1960年大致上安定了局面，才宣布终止实施12年的紧急法令。

华人政治，三头马车

华玲会谈虽然表面失败，但是在争取华裔信任方面，联盟政府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华玲会谈从政治思想上来说：是政府决心要争取人民的支持，尤其是华人，以使马共不能发生作用。这个局面的改变，也导致华人政治思潮发生了变化，从独立前后的演变，我们可以窥见动向。

如果说马华公会是代表一方面的政治立场，那么，也有与马华公会不同想法的思潮涌现。 1955年的首次全国大选虽然确定了马华的代表性，但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对于宪法的拟定，华人社会又分成派系的斗争了。这可以从1959年大选的成绩看出来。要进一步的探讨华人政治思潮的分化前，我们有必要先研究那些不加入马华或不与马华认同的华人的政治思想。

50年代之初，另外一股标榜着左派，但走温和路线的党诞生，马来亚劳工党及马来亚人民党是其中两个较具代表性的组织。可以这样说：战后以来，华人在政治领域中划分下列的范畴：

（一）头家阶层；
（二）受英文教育的中等阶级及；
（三）受华文教育的中等阶级及工人阶级；

那么，劳工党的涌现，在初期是属于第二类的范畴，到后来包括了第三类的范畴。

左派劳工党，无法成气候

劳工党是继自由民主同盟（战后到1948年紧急状态时期，一个标榜非共左派政党，后来自我解散）后，出现的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不强调种族的左派政党。

初期，劳工党在不同地区个别成立，如槟城的劳工党成立于1951年5月15日。领导人包括莫哈末稣比（曾任国家稻米局主席，前国会访员及前驻巴基斯坦大使，退休后成为英文星报专栏作家及时事评论员）、叶松纲，蓝玛纳旦（曾任乔治市市长）。

这个政党曾参加1951年12月的乔治市选举，却未有什么表现。数个月之后，在霹雳、马六甲、雪兰莪及森美兰成立了劳工党。他们属于《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份子所组成，但1952年闹分裂，其中一派另组人民进步党，由SP及DR辛尼华沙甘兄弟领导。

这些区城性的劳工党，由于感觉力量有限，于是在1952年6月26日在吉隆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同意成立组织松弛的泛马来亚劳工党，主席由莫哈末苏比担任。虽然名为泛马劳工党，但仍以个人形象抬着社会主义招牌为主。这个党的大多数领袖是政府公务员，与职工会有关系，他们倾向英国，而对种族主义提出严竣批评。

1954年6月，泛马来亚劳工党重新命名为马来亚劳工党，并修改章程招收直接党员。其时，劳工党内一批新进的受英文教育专业人士已经掌权，他们不隶属政府公务员，成功地使这个党更倾向社会主义色彩。之前由于泛马劳工党闹分裂，莫哈末苏比因此拒绝追随联盟杯葛立法会议，以抗议不在1954年举行选举。

因此，尽管泛马劳工党改名为马来亚劳工党，仍然无法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其中一项因素是当时职工会领袖是拿督翁惹化领导的国家党的中央委员，他们认为国家党，有足够的力量与联盟抗衡。虽然劳工党于1956年前召集一项会议，以联合左派职工会组织马来亚人民统一劳工阵线，但不成功，因劳工党坚持要其他党遵循它所提出的56点竞选宣言。

劳工党势力的微弱可以从1955年的第一次竞选中窥见，它只能派出四名候选人，结果全军尽墨，由于这样，劳工党决定一年内不参加任何竞选，集中建立群众基础。当时的劳工党，更加倾向左派思想，在本质上也有了变化，尤其是1955年底开始招募更多受华文教育的劳动阶级参加。这样一来，劳工党内的温和派与激进派的斗争也就开始酝酿，到后期更公开决裂。

劳工党无法获取马来人支持

在初期，劳工党党员彼此间的分歧并未显著，而且还表现出合作精神。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政党并不鼓吹种族路线，希望通过思想来达成团结的基础。但事实证明最后是走不通的，理由之一是参加劳工党的马来人非常有限；理由之二：不是人人都了解社会主义的，而且劳工党党内的派系斗争也是极为公开的。

例如1955年较后时，雪州劳工党反叛，另立中央，和以蓝玛纳旦为主席的党中央打对台戏。一年之后，这种分裂局面才解决。蓝玛纳旦继续任劳工党主席，在华人方面崛起成为有影响力的领袖是陈朴根。他当时是劳工党的秘书长。

1955年劳工党发表的宣言中，只字不直接提出种族问题，给人一种印像是它的领袖认为，提出这些问题是危险的，劳工党将种族的歧异归咎英国殖民政府，人为是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手段造成。不过，到了1956年，这个政党已采取行动关注了种族面对的问题。它要求承认华文及淡米尔文为官方语文，且在后来执政乔治市议会，并尝试推行四种语文政策。这也多少显示出，劳工党内的成员大多数是华人及印籍人。

马来社会左倾政党，昙花一现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955年的普选过后，马来社会崛起一个左倾的政党──人民党（PARTY RAKYAT）。领导人是马来社会的早期民族主义左派领袖阿末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N）。他在监牢渡过7年的监禁生涯后，于1955年6月获得释放。

他召集了前醒觉青年（ANGKATAN PEMUDA INSAF）的人，11月成立人民党。著名的马来政治人物布哈鲁丁医生也是其中一位重要人物，但一年之后，他加入泛马回教党，成为这个政党的主席。布斯达曼虽然鼓吹非种族主义政策，但其党局限于马来社会，因此很自然地，这个党在不久之后找到了另一个具有共同思想但又需要马来人合作的政党──劳工党。

毋容置疑的，早期的劳工党领导人，是从英国工党的组织吸取灵感，希望如同工党的力量，足以崛起成为一股政治势力。虽然在马来亚独立前后的一段时间内，马来亚劳工党表现了进一步的左倾作风。但党领袖意识到单靠劳工党，不能取得马来民族的支持，因此致力与人民党取得合作，且又部署改变由马来人来领导这个政党。

两党合作，组成社阵

1957年2月，六个反对党曾集会以讨论成立一个反联盟的阵线。这六个政党是人民党、泛马回教党、劳工党，霹雳国民协会、人民进步党及马来同盟。当年民主行动党尚未成立。由于意见分歧，无法达成协议。于是在较后时，缩小成三个政党──人民党、劳工党及进步党作谈商，最后是人民党和劳工党同意组织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正式于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日）成立。

人民党的代表人物是布斯达曼、加南星律师、纳沙隆和达裕丁卡哈等，劳工党的重要人物有蓝玛纳旦、陈朴根及林建寿等。社阵的首任主席是布斯达曼，副主席是蓝玛纳旦。据布斯达曼透露，社阵的章程是由林建寿律师起草的。

社阵的组织如同联盟的组织，在允许成员党保持独立的同时，也结成一个松弛的阵线。已没有直接党员，而这个阵线由两党领导人所控制。它们强调社会主义观点，后来更主张马新重归一家，标榜反殖民地和鼓吹民族主义，他们要为被剥削的人民争取权利，要求外国军队撤离马来亚，主张一些重要企业国有化。

人民进步党，独步霹雳州

原本在早期与霹雳劳工党有联系的DR辛尼华沙甘，于1953年正月偕其兄长SP辛尼华沙甘，在怡保组织霹雳人民进步党。这个政党目前还在国阵里头，属于可有可无的蚊子政党，由K维耶斯律师领导。进步党不像劳工党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但同样强调非种族路线。不过由于客观的因素，也与劳工党一样，以华人及印度人居多。

1953年12月8日，这个党决定加入联盟，准备和巫统及马华合作，参加1955年的选举，但在1955年2月选举前夕，进步党与联盟发生歧见，导致前者脱离联盟。这之后，进步党基于对现实的承认，采取了具有种族特性，但温和与合理的立场。虽然如此，进步党于1955年的选举中，两名候选人皆落选。

但是这并未判决进步党的命运，反而激发DR辛尼华沙甘于1956年试图将党扩展成全国性，改名为人民进步党（PEOPLES PROGRESSIVE PARTY）。自那时起，DR辛尼华沙甘的政策变得更有种族色彩，虽然在理论上他宣称是非种族主义政党。这一改变，果然取得华印人的支持。

时机的来临是1957年独立时，梁宇皋被推举为马六甲州长（即州元首），他担任国会议员的怡万区议席悬空，DR参加竞选，一鸣惊人，成为立法议会中第二个反对党议员（第一个是回教党议员，1955年的选举在吉辇区当选，他是端哈芝阿末）。DR辛尼华沙甘的当选和其杰出的辩才，很快就名声传播全马，作为一名律师，他懂得如何成为群众的《英雄》，奠定了他日后在怡保政坛称霸廿年之久的基础。

基本上，这个政党并没有强烈的政治思潮，而是通过情绪和以激烈的批评，取得选民的支持，严格地说，党的生命是靠DR及SP昆仲来支持，没有了他们，人民进步党的生存便成问题。

独立前夕两种思潮

独立前，在马六甲华人社会又崛起一个新政党。由陈期岳领导成立马来亚党（THE MALAYAN PARTY）。这是由于他们不满李特宪制报告书对马六甲地位的处理问题。陈期岳本身便是被华团推选出来，加入霹雳刘伯群的行列（刘氏原为霹雳州马华党员，因他的行动于马华党中央的意愿违背，导致被党除名）的代表之一，前往伦敦提出华社的要求。

陈氏以他作为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会长及马华公会发起人之一的背景，一时之间，获得了华人的支持，尤其是那些极欲保持马六甲作为海峡殖民地时享有权力的华人。这个党提出要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社会主义，但保有私人产业的民主》，有些类似瑞士的制度。

大致上看来，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夕，华人社会在政治上已出现很大的分歧。而这些分歧和斗争，都有其历史和政治因素。有两种思潮的演变是值得注意的：

（一）华人从关心中国的政治，转向关心马来亚本土政治。虽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但影响却是深远的，尤其是在50年代以后，这种思潮的变化越形明显。不能否认的，在独立前，尚有一些华人未适应，未重视马来亚的政局，但这种人已渐渐地变成少数。

（二）华人认同于马来亚的政治，在初期并不显得积极。这固然一方面是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政治是上层（君主大臣）的事务，而庶民只重视安定的生活。简单的说，就是奴性思想使然。

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受到西方政治思潮的冲击，对民主缺乏认识，而有些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又是抱着过去的旧观念，不愿和马来亚政治发生密切的关系。不过，50年代前后受西方教育的华人，在主动或被动的情形下，对参政发生了兴趣，终于为马来亚政治带来了一股热潮。

它先导源于受西方薰陶的专业人士组织马来亚民主同盟，继之出现马华公会来保护受紧急法令影响的华人。当情势较为安定时，参与当地政治的非马来人（主要是华人和印人）遂发生不同的意见。

于是有劳工党，人民进步党及马来亚党成立，后来演成和马华公会打对台戏，互相争夺代表权。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发扬民主政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华人的分裂因之不能避免。换句话说，战后以来的华人仍然继承了战前的那种分裂的状态，并没有准备在长远上达成持久的团结。

香蕉人治国，华社冻过水

跟马来人相比，这样的局面，对华人是非常不利的。马来人几乎已经统一支持巫统，造成巫统实力的强大，相对而言，华社更像是一盘散沙。这为巫统和英殖民政府提供很好的契机，采用分而治之的手段将华社分化。

从政治上来说，马华公会于1949年诞生直到1955年选举后的整6、7年间，华人虽未大规模的参政，但都认同马华公会的领导权，及后因马华公会在联盟党内地位的变化和宪制谈判过程中被指责，给另一批民主人士一个机会立足于政坛，矛头指向马华公会。

这两种思潮的变化，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或者可以说前后相隔不远的时间内发生。如果要将之列为政治哲学的范畴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保守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在进行斗争，而在这之外，是政府所鼓吹的民主政治与共党意识形态的不妥协斗争。

从华玲的谈判中，显示政府要共党投诚，然后宽赦，而不认为两者是并存的。从那时起所制定的反共政策，一直发展到今天，不曾改变过。换句话说，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立国方针是在反共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民主政制。

从华玲谈判到争取独立至1959年的大选，显示了民主思潮和民族主义浪潮，越过一切，而在各方面把马来亚转成一个模拟英国的民主政治的国家，大大地培养起爱国主义思想，摆脱了战前及战后初期的不安状况。马来亚朝向独立迈进的过程中，唤醒了大多数华人必须在政治方面，表明他们的态度。

结果许多公开活动的政党，包括以华人为主和依赖华人支持的政党，都纷纷对独立的方案提出意见，虽然有些意见和建议是分歧得格格不入的，但争取马来亚的独立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从自治走向独立，不单是东姑阿都拉曼的个人成就，也是联盟在政治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明证，联盟击败了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党，也克制马共无法产生作用，因而跃居为开国的执政党和势力雄厚的政治主流，一直到今天，势力仍然根深蒂固，没有另外一股政治力量足以取代之。

但是，由于马华公会在向英国殖民政府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没有发挥应有的影响力为华社争取平等地位，权益，教育福利等等宪法地位保障，激起了华社广泛的不满。马华党内的激进派领袖林苍佑，终于在1957年的党中央改选中进行突击，一举推翻了陈祯禄的领导！这也掀开了马华党争的序幕。 。 。 。 。

马华春秋上篇，总共4个章节已经完结。

紧接着，我将为大家主讲《马华春秋中篇》，主要集中在陈祯禄，林苍佑，陈修信，林敬益，李三春，曾永森之间，旷日持久的总会长党争史。从一系列无休止的党争中，观望大马政治时局的不断演变和发展。

《马华春秋中篇》将于3月8日星期四，晚上9点开播，敬请大家留意，继续捧场。

谢谢大家，晚安。

by：Mask Man

马华春秋（上）第三章 —— 被动的马华，错失主导马来亚政治局势良机

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昨天晚上，我们说到马华创党初期，党内山头林立的局势。这就像是中国历史上诸侯割据时代。

中国最早的朝代–夏朝，商朝和周朝，就是这种政治局势。虽然中央有朝廷，但是诸侯势力割据一方。夏朝最后一任大王夏桀，由于荒淫无道，诸侯之一的成汤号召各路诸侯举兵讨伐，一举灭了夏朝，创立商朝；到了商朝最后一任大王商纣，同样荒淫无道，民不聊生；西伯侯姬昌号召各路诸侯兴兵讨伐，灭了商纣，建立周朝。

400年后，周朝逐渐衰败，各路诸侯群起，逐鹿中原。中国进入长达400年的春秋时代。再经历数百年的战国七雄时代，最后秦始皇统一中国，从此中国才迈入中央集权的时代；长达2000多年，才来到民国时代，继而变成共产极权国家。这些悠久的中国历史，我提出来讨论，是因为马华创党初期所出现的局面，和中国最早期的政治结构非常相似。

陈祯禄虽然贵为党中央总会长，但是许多州属的山头领袖却不见得都听他号令。比如1957年林苍佑虽然在党中央领导层改选是击败陈祯禄，可是许多州数却和陈祯禄的儿子陈修信联成一气，对林苍佑阳奉阴违，最后林苍佑的权力被架空，只好黯然求去。1952年，马华面对巫统和独立党争相拉拢之际，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不协调，尤其明显。在中央，陈祯禄宣布支持拿督翁惹化领导的独立党，可是雪兰莪马华主席李孝式却和中央唱反调，支持巫统与独立党周旋。

在1952年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中，李孝式和巫统吉隆坡区领导人耶哈耶决定联手与马来亚独立党抗衡。选举结果在12席中，马华赢得6席，巫统3席，马来亚独立党只取得2席，这对拿督翁是致命的打击！拿督翁将李孝式倒戈相向的事，归咎于陈祯禄，翁陈两人因此交恶。但也因为这样而决定了拿督翁日后在政坛的不得意的命运。

这是因为在那个年代，马来政党一般都缺少经费，而华人大多数经商，富有的商人都在马华，马来政治领袖搞活动，尤其是竞选筹措经费，往往需要华商出资帮忙。拿督翁失去了马华的支持，等同于切断了经济脉络；进行政治斗争就倍觉困难。

独立前的华人，掌握马来亚经济命脉

相反的，巫统得到马华的支持，金钱方面不成问题，发展于是快速起来。平心而论，那个时期的巫统，其实很大程度上要看马华的脸色。马华在马来亚政坛的影响力，是举足轻重的。绝对不像今天这样堕落！但是，由于当年马华领袖没有强烈的政治企图心，不懂得善用经济优势来主导当时的政治局势，结果在关键时刻失去发言权，极之可惜！

看看美国的犹太人，虽然他们属于极少数民族，但是却掌控着美国许多大企业的经济命脉；在美国的政坛，影响力之大，是超乎想像的。如果当年掌握着马来亚主要经济商业命脉的华人，能够像犹太人一样洞悉时机，巧妙地将经济地位的影响力运用在马来亚建国过程上，华人的地位和权益，就绝对不会沦落到今天要向巫统乞讨的地步。

从前的巫统，需要华人施舍两餐；今天的局势却完全逆转，曾经显赫一时的马华，竟然沦落到必须依靠巫统施舍面包屑。这种对比，何其强烈！这也就是了解马华创党历史的老党员所痛心疾首的。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也没有办法重来的。

言归正传。昨晚说到，李孝式成为改变马来亚政治历史进程的一颗重要棋子。在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中，拿督翁以非种族口号展开运动：投非种族主义及进步一票；支持马来亚独立党。而马华李孝式与巫统的合作，则分别要求各自的种族支持。

由于在1952年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前，槟城乔治市先于1951年12月举行马来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选举，为日后的选举制度奠下基础， 当时三个政党参加角逐，即巫统，急进党（由林苍佑领导）及劳工党。结果在9个席位中，标榜非种族性的，倾向支持马来亚独立党的急进党取得胜利，占了6席。

虽然乔治市最早举行选举，但决定马来亚政治局面的却是1952年2月举行的吉隆坡市选举。它产生了二个重大的意义：

（一）为马来亚独立党的寿命，敲了丧钟。
（二）导致巫统和马华，进一步展开全国合作。

由于这样，马华领袖们重新评估他们与拿督翁的合作，在这之前他们对拿督翁的非种族性理想寄以厚望， 但在看到选民的情绪表现后，又有第二种想法，转而与巫统密切合作，此举正符合了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的心愿。马华公会的转变，致使马来亚独立党顿然失去力量，一方面得不到华人支持，另一方面又未能广泛获得马来人拥护， 使到拿督翁难以继续发挥作用。

巫统结合马华力量，抗衡独立党

虽然如此，拿督翁领导下的马来亚独立党，仍在议会和政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为诸多议员， 州务大臣和高级公务员都是支持马来亚独立党。

凭着独立党的地位，尽管在市选举中受挫，拿督翁再次改变了他的政治策略， 因为不满马华的走向与巫统合作，及为了阻止这种合作获得成功，拿督翁提出的政治口号，不再是非种族性， 而是提醒马来人注意他们的地位受损害的危险。也就是说，拿督翁惹化的马来亚独立党，在大势所趋之下，也不得不转向种族主义诉求了。而一系列的斗争，便在马来亚独立党与巫统及马华之间展开。

拿督翁运用他在政府中的势力，他当时是殖民政府的内政部长，给成长中的巫统及马华的合作带来诸多问题， 例如曾建议禁止种族性政党，要求禁止政党主持福利彩票，结果马华公会的彩票被政府禁止。接着，拿督翁使出更龌龊的政治抹黑手法：马华公会被指与国民党有联系，企图将马来亚归为中国的第20个省，巫统亦被指责为政治利益而出卖国家给华人！

这种政治龌龊手法，其实跟现在巫统马华联手抹黑民联的手段大同小异，也是通过无中生有的手段，污蔑民联领袖安华，林冠英，林吉祥，聂阿兹，希望以这种手法打击政敌。但是，这种抹黑污蔑政敌的手段，莫说今天的选民已经看得清楚不会上当，即便是在50年代，奸计也未必得逞。

马来亚独立党为阻止巫统马华合作而使用的政治策略，在当时产生了反效果，激起了马华公会加速与巫统合作， 接着华人社会也对马来亚独立党疏远，不再像较早前的犹豫不决了。可以说，拿督翁弄巧反拙，亲手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推向边缘化。刚才说过，巫统与马华合作，在独立党的策略下，马华公会被指与国民党有联系，企图将马来亚归为中国的第20个省，巫统亦被指责为政治利益而出卖国家给华人。

这样一来，巫统和马华的结盟面临更大的挑战。一边是来自马来亚独立党，另一边来自急进的马来人政团，加上各州州务大臣和高级民事雇员的倾向独立党，致使巫统与马华在困难中斗争。在艰困的政治环境之下，巫统和马华的关系，形同唇齿相依，难兄难弟。

巫统+马华+国大党结盟；初具联盟雏形

当时的政局出现两个抗衡的局面：倾向独立党的霹雳州务大臣拿督彭利马（被巫统开除的霹雳州领袖）领导主催全国大会（NATIONAL CONFERERENCE）。而巫统和马华则筹备召开全国会议（MATIONAL CONVENTlON），采取步骤要求英国尽早举行全国选举，以打破当时议会受独立党左右的局面，且进一步争取独立的实现。

印度国大党原本是与独立党在一起的，但是因不满其教育政策，及后来在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分析下，要他们选择马来亚为他们的国家，建议国大党加入巫统与马华。因此，在1954年后国大党加入了巫统和马华的合作群体，第一次形成了三大民族联手的《政治联盟》；增强三个民族合作的基础。

另一个是由激进马来团体主催的泛马来亚国民大会（ALL MALAYA NATIONAL CONGRESS），建议成立一个以马来人为主的国民阵线，并在会上攻击马华公会和巫统的合作。但是，独立党过于激进的攻击行动，招致反效果。越来越多人民转向同情巫统，马华和国大党联盟。

形势的发展逐渐对巫统和马华有利，马来亚独立党越形孤立。拿督翁于是在1953年宣布解散马来亚独立党，而在1954年2月另立国家党（PARTY NEGARA），所有参加全国大会的代表俱支持新党的成立，除了印度国大党外。

国家党代表了一群《有权势的，保守的和受英文教育》的马来亚人，跟随着英国的步伐，拥有大批高级政府公务员，在议会中占了强有力地位。虽然如此，它却不能在基层建立势力。基层的种族情绪越来越高涨，终于一发不可收拾！这个时候，国家党也承认种族情绪的重要，转向争取马来人，不再倚重华人及印度人，但似乎已经太迟了。

马来社会宁可支持巫统，而对立场不定的国家党有所迟疑，华人社会则转向支持马华公会及有华人在内的非种族性的小政党，印度人也不再对国家党有任何寄望。尤有进者，急进的马来政团也不再公开支持国家党，尤其是知名的巴哈鲁丁医生（早期是左派领袖，一度是人民党领袖，后来加入回教党成为党主席，直到1969年逝世。）也起而反对。

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的合作成熟，为应付将到来的第一次大选（1955年），巫统和马华及国大党于1954年11月13日，将组织扩大为联盟全国理事会，正式以“联盟”的姿态立足于政坛。理事会华巫各占16名，印人占6名。联盟和国家党的斗争，是独立党延续下来的，它也是拿督翁政治生涯中的另一个转捩点。当然最大的考验，将决定于1955年的局部全国大选。

1955年第一届全国大选，成为大马议会民主的里程碑

在转入这个阶段之前，有必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英殖民地政府于1948年实施联合邦协定后，便按照这份协定组织国会形式的立法让会，但非民选，而是委任。1951年3月13日在英国委任下，华巫印人士加入了内阁组织。议会主席由钦差大臣担任，掌握实权。内政部长为拿督翁、卫生部长李长景医生、教育部长拿督多拉星甘等、李孝式也受邀加入行政议员。翌年又多5名行政议员，包括东姑阿都拉曼，梁宇皋。

1954年，英国再重新调整和委任内阁及行政议员和立法委员，是为选举前最后一次非民选的议会结构，拿督翁仍任内政部长、李孝式任铁道及海港部长、依斯迈医生任天然资源部长、行政议员东姑阿都拉曼及杨旭龄。华巫议员中包括梁长龄、温林鸣凤、陈修信、胡家濂、梁宇皋、叶松钢、辜承福、连裕祥、苏比、翁毓麟、萨顿等。

议员中有各党代表和各业代表，包括泛马劳工党，但以马来亚国家党议员占多数。由于上层的形势对拿督翁有利，联盟要求较为公平的选举并不能顺利通过，例如国家党提出的不准在投票日使用汽车获得通过，联盟大表不满。

观看形式，身为内长的拿督翁应占上风，可是人民的看法不同，他们把力量支持在联盟这一边，判定了国家党屈居反对党的地位，而在后来走向消失。由此可见当时的一般思潮是以种族作为基础而投票给候选人，华人则把票投给马华公会。

第一次大选是1955年举行，6月15日是提名日，7月23日是投票日，总共选出52名立法议员，另外46名是委任的，但执政党可委任其中的5名，以成为立法议会中的多数席党。52个议席的角逐，也在联盟党内引起争执。当时合格的选民只有128万850人，占人口约20巴仙。其中马来选民107万7562名，占84.3巴仙。华人14万2946名，占11.3巴仙，其他种族6万346名，占4.6巴仙。

巫统内有人要求90巴仙的候选人归巫统，华印候选人不超过10巴仙，东姑反对这个建议，在1955年6月的党大会上，与另一派摊牌，恫言辞职，结果赢得巫统的信任票，席位分配如下：巫统35席，马华15席及国大党2席，后两者欣然接受这种安排。但是，当年这个议席分配的结果，却被后来的马来极端分子炒作，他们认为马华及国大党获得较多席位的分配，不是通过本身的努力和影响，而是归于东姑的慷慨。

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马华和国大党获得如此多的席位分配，是马来人施舍所致。他们完全忘记了当巫统面对经济困境差点无以为继之际，是谁对巫统伸出援手，助巫统脱困的。席位分配的妥协和对联盟竞选宣言的折衷，保住了联盟的合作，但同时也使到原有的局面有了转变，巫统已成为联盟的主要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马来社会中，包括巫统内部对东姑的慷慨深表不满，导致独立人士的出现。相同的，华人社会，尤其是乡会对马华的让步也不满，且要求实施多种语文制度。巫统拒绝这个要求，陈祯禄为顾全大局，“忍痛”劝讲华人社团不要向英女皇作这项请愿。

联盟胜利东姑组阁；国家党兵败如山倒

1955年7月27日投票的结果，联盟在角逐的52席中，囊括51席，只1席由回教党夺得。联盟的劲敌，国家党参加30席的角逐，全军覆没，甚至连其党魁拿督翁在其家乡新山也遭到挫败。当时势力相当弱的劳工党，派出4名候选人皆败北，人民进步党参加2席也无所获。当选的15名华人议员中，包括陈修信，梁宇皋，朱运兴，翁毓麟等。

另外32名被委任的议员中，包括槟城的林苍佑医生、梁长龄（代表马华商联会）、李孝式、杨世谋及符兹美等。再加上5名由钦差大臣委任，总数是98名，其中马来人占50名、华人25名，印人7名。联盟除中选51席外，加上19名委任议员是联盟党员，实际上已在议会中占有70席。其时林苍佑已经解散急进党，加入马华。

联盟的胜利，标志着已掌握马来亚独立斗争的主动权，国家党再也不是主要发言人。巫统能够击败国家党，显示了马来人支持巫统来领导他们，尽管拿督翁有崇高的威望，劫不能顺应潮流。至于马华公会，虽然华人社会对席位和语文问题存有异议，但仍无反马华之意图，再说当时也没有另一个足以代表华人的政党立足政坛。人民支持马华公会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战后1945年到1955年的10年变化看来，华人的政治思潮已有了转移，但并不足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政治上无法发挥作用。

从马共于1948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华人的政治领导权便转到马华公会的身上。可是华人本身除了存有不同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外，也对马来亚的政治未具有浓厚的兴趣，因此马来亚华人的政治活动，仅局限于上层社会的华人和受西方教育的华人。特别是留学英国的智识份子，比较得到英国人信任，他们被鼓励在政治上活跃。

巫统上位主导政权，马华开始被边缘化

在当时的情况，英国人对华人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尽管中共于1949年夺得中国政权的翌年，即受到英国在外交上的承认，但作为马来亚的统治者，英国却把华人当成是亲向左派的，以致在后来英国采取更为明显的分化政策，将马来人和华人分成两个个别的社会，且漠视华社的意见。

马华公会固然是受到英国支持及鼓励而成立的，用以抗拒非法的马共，实质上英国并不重视这个政党的代表性，尤其是进行宪制谈判时。英国人对华人态度的改变，虽然与国际政治的变化有关，尤其是中共的胜利，带来更多的顾忌，但也无可否认的，战后以来直到1955年，华人社会中的思潮，仍无办法摆脱与中国的联系，分成亲中共和亲国民党的派系。这可从舆论界中的言论窥见一斑。

甚至拿督翁也曾指责马华公会内的国民党派，《意图将马来亚变成中国的一省》。即使是在马来亚独立后，东姑阿都拉曼于1959年，因马华内部对政府的教育政策引起争论时也宣称《国民党有组织地渗透华人团体诸如马华公会》。这当然没有事实根据。

马华公会在当时有国民党份子在内，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有地位的商人在早期与国民党密切联系，甚至是国民党员也是众所周知的事。这些人大部份的是受英文教育的知识份子、头家和在发行福利彩票后吸纳的中下层阶级。总而言之，当时的马华政治思潮，是代表着一群寻求安定生活而保障既得利益者，顺带成为华人利益的保障者，为英国政府所接受的合法代言人。

今晚就讲到这里。明天晚上将和大家主讲，马华如何引导华人远离马来亚共产党。

谢谢大家的捧场。谢谢。明晚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by：Mask Man

马华春秋（上）第二章 —— 一个远离自己族群思想意愿的〈香蕉政党〉

大家晚上好！

昨天说到，在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授意之下，马来亚华社结合了国民党，中华总商会和海峡华人商会的力量，成立了《马华公会》，由当时峇峇社会领导人陈祯禄出任总会长。

马华公会于1949年2月17日宣告成立。但是最初的领导层，是由国民党退役军官（李孝式，梁宇皋）和殷商（陈祯禄，杨旭龄，邱德懿）组成。缺乏群众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清一色是受英文教育的，思想倾向支持英国，对于华人的文化传统并不重视，对华文教育课题一点都不敏感。

我这样勾画出他们的英文教育背景，并非对受英文教育者存有偏见，而是因为马华领导层的这一项特点，最后成为《马华出卖华社权益福利》的最主要导火线！因为不懂华文，对华文教育抱持轻蔑的态度，看不起华文教育工作者，自认有英文教育背景而觉得高人一等；种种自命清高的心态，注定了马华从一开始就与广大华社，尤其是中下阶层华裔的思想，文化，习俗，理念脱节。最能证明这个理论的，是1952年华教《族魂》林连玉先生公开痛骂梁宇皋事件。

当年拉曼达立报告书对华文教育诸多打压，臭名昭彰；而代表马华公会参与制订拉萨教育报告书的梁宇皋，竟然在跟林连玉等华文教育代表解说拉曼达立报告书，面对林连玉在会议上责问为什么明知这份教育报告书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华教，马华却没有表示反对时公开承认：「我是研究经济的，只有法律及经济的条例我才明白。对于教育，我实在不懂。而且没有人把这问题来告诉我，所以不知道反对。」

不谙华文的马华领袖，断送华文教育前途

林连玉先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别的事推说不知道，可以说得过去。对于一九五二年法令，华人社会反对的声浪几乎翻天复地了，还说不知道，岂不是假话？如果身为华人还不知华人的事，又怎有胆量到立法会去代表华人？」梁宇皋不敢出声。这是他当众承认自己不懂华文教育问题的铁证。不懂教育问题，凭什么代表华人参与起草《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

一个完全不懂教育，轻视母语的《香蕉人》，竟然在这么重要，攸关华文教育生死存亡的教育法令草拟工作中，担任如此关键的角色！简直是开华社的玩笑！

尤有什者，梁宇皋还大言不惭，在巫统打压华文教育的行动中，担任先锋的角色，尤其在陈修信担任总会长之后，在陈修信撑腰之下，大肆对付董教总，打压媒体，制造白色恐怖！这些事件，充分显示了陈修信，梁宇皋，李孝式这些《香蕉人》与华社脱节的严重性。陈修信从1959年掌握马华实权之后，直到1976年退休为止，他担任马华总会长的16年里，成为华社最大的敌人兼罪人。

1959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对华文教育产生致命打击的1960年马来西亚教育法令，1969年的五一三种族流血冲突事件，70年代支持巫统打压董教总，阻挡独立大学的创设，发表《铁树开花》论，为了对抗和消灭董教总的目的而成立《拉曼学院》等等，都是出自陈修信的手笔。马华在陈修信带领之下，奠定了《马华与华社对抗》，《出卖华社权益》，《典当华文教育前途》的千古骂名。这些是后话，我们言归正传。

话说，创立初期的马华公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它更像是一个民间的NGO。只是到了马来亚谈判独立的时候，英国殖民政府需要马来亚三大民族都有代表赴英国谈判，马华公会才顺应时局，改换成为政治团体而已。可以说，草创时期的马华，宗旨是好的，是正确的。在那个社会动乱的年代，马华的创立，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发挥了保卫华裔族群权益的力量。

在当时，正如英殖民政府所预期的，特别是英国希望马来亚华社涌现一股强大的力量，率领另一部分华人，与那些获得多数华人支持的马共抗衡，并协助华人远离共党。

马华公会的一些领袖是与国民党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当中共于1949年成功将国民党逐出大陆退守台湾，建立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迫使那些与国民党有关联的马来亚商人寻求一个团体，来保障他们的权益和在马来亚的地位。作为一个代表移民的华人团体，马华公会在其创党宗旨目标中，就有一项崇高的条文，表明马华要致力达致一个种族和谐与谅解的社会。

陈祯禄提出马华公会的两个基本目标，是团结所有阶层的华人及促进种族问的亲善，和谐与合作，特别是在华巫之间的亲善团结来往。确实，不可否认的，马华成立之初，曾协助华人努力排除困难，尤其是住在新村的华人，在马华的努力之下，使得英国殖民政府对华人之态度有多少的改变。

头家政党，形象鲜明

尤其是在中共取得中国政权后，英国的政策是一方面在外交上承认中共，另一方面却对海外华人抱着怀疑的态度，致使华人在紧急状态下备受困扰。陈祯禄说：《马华公会和各阶层华人的真诚努力，已使得当政者不再怀疑马来亚半岛绝大部份华人对马来亚的忠诚，使华人与政府间有互相密切的合作，以求协助紧急状态早日结束。 ”

不过，马华公会引起华人广泛兴趣和热衷，则是在1949年10月开设福利彩票后，彩票收入用来援助新村华人。通过这个计划，马华公会不但在经济上协助极需援助的华人，同时也大量增加党员，势力伸入华人各阶层中。马华公会的彩票于1950年2月26日开始，1953年6月21日结束，前后共发行18期。每张彩票马华征抽四巴仙，计算一年收入100万马币。彩票之停止是由于英政府规定政治团体不能发行彩票。这一转变，致使马华公会从一个半政治半福利的团体，变成一个全面性的政党。

必须指出的是，当马华公会成立时，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已于1949年1月生效。因此马华公会对这份协定没有多大的争议，不过也尽力争取华人成为公民的地位。根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内容，非马来人以马来亚为其真正家乡和具有效忠的精神，将可成为马来亚的公民。

1950年的纪录显示，在227万5000名联合邦公民中，非马来人占了73万名。四年之内，公民权的申请规则有所放宽，因此到了1953年6月30日，在413万9000名的归化公民中，其中马来人占了272万7000名，华人占115万7000名，而印度人及其他种族占25万5000人。从这样看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除了规定马来人的特权地位以保护马来人外，也推动了一项新概念：马来亚属于那些有贡献和效忠的人民。

这份协定在一定的性质上，将马来人和华人纳入英国的愿望中，给人民局部的参政权，并允许非共的政党成立，用以排斥马共的影响力。不过，这也进一步的激发了民族主义的思潮，在诸多政党的压力和要求下，迫使英国意识到马来亚的独立是不可避免的事，而英国有了紧急状态的经验后，也不再强烈反对一个属于多元种族的独立马来亚的概念。

马华公会就公民权的问题，援引首任会长陈祯禄的言论，以表示马华对公民权大力争取。同时马华也在1957年独立谈判中促使巫统放宽公民权的限度。由1957年11月发动的申请公民权运动，短短一年内，为100万非巫人取得公民权，其中八十巴仙是华人。

至为明显的，马华公会从一开始即成为受英国政府承认的一个代表华人的团体，而这个政治组织在初时是属于温和的政党，除了照顾新村的华人，争取公民权外，在政治目标上，尚未有提出明确的态度。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马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诉求目标。而独立之前的马来亚华人，很大部分都是心在中国的故乡，他们盼望在这里赚取足够的金钱财富，然后衣锦还乡，落叶归根。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华人一般上，没有感觉到迫切需要通过政治权力来保障利益；同时领导马华公会的人，也集中在保护和促使华人的经济及商业权利。因此，在政治道途上，一度彷徨在巫统和马来亚独立党之间。大家都知道，巫统的创党主席，是拿督翁惹化。他是大马第三任首相敦胡申翁的父亲，现任内政部长西山姆丁的祖父。

〈马来亚独立党〉的创党人又是谁？答案同样是翁惹化。两个敌对的马来政党，竟然都是翁惹化创立的，看到这里，或许你会觉得奇怪。这里，我有必要讲解巫统和马来亚独立党之间的关系和其中的奥妙。

拿督翁惹化与巫统

巫统成立的背景，是为了反对英国提出的马来亚同盟，1946年3月4日，41个马来团体在吉隆坡召开马来人大会，同意成立一个团结的组织，命名为全国马来人统一机构（UMNO），简称巫统。大会一致反对马来亚同盟，并要求英政府恢复和保持原状。同年5月11日的正式成立大会上，拿督翁惹化当选主席。

拿督翁出身贵族，父亲拿督惹化曾是柔佛州务大臣，而他本身和两名兄长也曾担任过柔佛州务大臣。由于他在马来社会中的声望，而被推举成为马来人领袖。马来亚同盟的被放弃及对马来人地位有保障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被实施，乃得力于拿督翁的领导。争取成功后，拿督翁开始走他的第二步棋，他要将其他种族也容纳进巫统中，以达成种族的团结。在1948年12月31日，拿督翁在新山住家召集21名各民族领袖，决定成立〈各民族联络委员会〉，委员包括陈祯禄在内。

当时的马来舆论和马来社会并不能接受拿督翁的开放政策，但拿督翁认为他所作的是正确的。在当时他认为马来人组成巫统，华人组成马华公会，势将造成双方有所距离，而不能融成一体。因此，他提出了巫统开放门户的建议，以争取一个独立的马来亚。在他的强大影响力及声望底下，巫统原则上接受此建议。

这件事证明了拿督翁惹化高瞻远瞩，他早就预见种族主义政治并非国家长治久安的良策。尤其马来亚是多元种族文化结构的国家，任何单一族群都不能够带领国家迈向进步繁荣。事实证明，60多年后的今天，单一种族主义政党的发展空间已经被压缩，被越来越多的人民唾弃。马来西亚的政治，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来到分水岭。

国阵的单一种族政党如巫统，马华，国大党，已经逐渐走下坡，他们代表着旧时代的政治思想体系。而民联中的行动党，公正党，走的都是多元化路线，并非单一种族政党；即使是回教党，也不是单一马来政党，回教党内也有相当部分党员是非马来人。而年轻一代的大马人，超过半数支持多元化政党。这种趋势是相当明显的。多元种族政党才是马来西亚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拿督翁充满理想和前瞻性的政治见解却不为马来族群接受。

1950年6月举行的巫统紧急大会上，拿督翁备受攻击。当时的新加坡马来同盟的主席萨顿（后来出任槟川元首）领导反对拿督翁的力量，加上其他马来领袖不断抨击；这使得拿督翁一气之下，宣布辞职。但是，由于一时没有名望相当的人能填补其真空，巫统又极力拉回拿督翁。

在凯旋式的回党后，拿督翁继续主张他的思想，致力想把巫统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政党；甚至提出更改党名为全国马来亚人民统一机（UNITED MALAYAN NATIONAL ORGANISATION）。他说，如果此议未能接受，将退出巫统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简称IMP。

翁惹化另起炉灶，功亏一篑

接着马来社会掀起一片反对浪潮，显然是不能够接受拿督翁的政策。 1951年8月21日拿督翁提出辞呈，东姑阿都拉曼被选为主席，递补空缺。离开巫统后，拿督翁自创马来亚独立党。尽管拿督翁希望巫统有朝一日能接纳他的论点，重新合作；但东姑却走着不同的道路，领导巫统与独立马来亚党打对台戏。马华公会在当时的情况下，处于为难与微妙的处境。它要支持拿督翁的独立党还是支持巫统？

以陈祯禄当时的态度，他是比较倾向支持拿督翁成立一个不分种族的政党。从陈祯禄的态度也可以，看出马华公会在初时并不把自己当成一个浓厚政治意识的种族政党，而是希望能够协助制造一个不分种族的社会，甚至准备加入马来亚独立党。

1951年9月16日，拿督翁在吉隆坡宣布成立马来亚独立党。为显示他的非种族色彩，陈祯禄被邀请主持大会，同时马华公会秘书杨旭龄及财政邱德懿亦被选为中委。陈祯禄在会上，促请马华党员及华人全力支持马来亚独立党。印度国大党也宣誓支持拿督翁的政策。此外，在槟城成立的急进党（林苍佑医生是其中的一名领袖）及雪兰莪劳工党亦表明支持拿督翁。

值得一提的是，拿督翁在当时仍然是马来社会最大影响力的领袖。虽然他已经离开巫统，但在英政府内当高级官员，立法议员及州务大臣的马来政治人物，多数倾向支持他，以致他在政府中占了优势。以拿督翁当时的想法，他是要建立一个以马来人为中心而容纳各族人民的政党，乃至领导这个党争取独立，组织中央政府，因而提出了非种族性的政纲。

而以东姑为首的巫统，则准备在维护巫统的形象和马来人的利益情况下，与其他种族的政党达成合作；马华公会及印度国大党是他要争取的对象。开始时，拿督翁占尽上风。他认为他所作的都是正确的；拒绝承认〈种族情绪和效忠问题仍然盘据在人民心中〉的政治现实，忽略了这个需要更大的努力加以消除的问题。翁惹化不单持有多元种族思想的议程，也提出非种族主义口号。

但是，由于客观的事实并非如此，1952年2月举行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结果，证明拿督翁的理想失败。导致马来亚独立党失败的原因，是有必须加以阐述的，因为这个事件最终改变了马来亚的政治面貌，而形成我国今日存在种族性政党的局面。

翁陈政见日渐分歧

拿督翁与陈祯禄的携手合作，可以说得上是启开了非种族政党的风气；但两党之间的政见却不是全然一致的。虽然陈祯禄可以支持一个非种族性政党，但如果这个政党是给拿督翁不容置疑的在马来亚至高政治地位的话，他将不会热心地支持。

事实上，拿督翁及陈祯禄的政治和个人之问的政见，已成为战后10年内的马来亚政治的一个主要特征。其实，拿督翁与陈祯禄的交恶，是在市议会竞选后才显现出来的。在这之前，他们的合作看来是相当愉快。不过，马华公会内早期的成员，并不全服膺于党领袖的行动，尤其是当时地方势力比中央委员会的力量还要大；马华中央是不能过于干预各州的事务。例如马华公会雪兰莪州分会在李孝式的控制下就是一个例子。

这就是马华早期所谓的〈山头主义〉。就像中国5000年前的夏商周时代，当时全国诸侯林立，他们虽然共同拥戴一位共主，但同时又拥兵自重，未必全听中央指挥。李孝式就是这样的〈诸侯〉。他是马华雪兰莪州领导人，权力相当大，很多时候并不听从中央党部的命令。

李孝式没有加入马来亚独立党，也漠视党领袖与拿督翁的合作。据悉，李孝式与拿督翁的关系陷入低潮，是由于马来亚独立党成立之前，拿督翁并没有征询其意见，而且在成立那天也未受到邀请，但他却不请自来，因而受到冷落，未被邀坐在台前。以他作为一名矿商和当地华社领袖的地位，受到如此招待，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乃在心中萌起对抗的思想。

不久之后，他便与吉隆坡巫统竞选小组主席耶哈耶（YAHAYA BIN DATO ABDUL RAHMAN，也是一名小矿商）拉上关系，决定参加1952年2月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李孝式在竞选基金方面提供支持，两人之间的合作，成为日后马华和巫统合作之开端。

但当时马华中央和巫统中央对此毫不知情。陈祯禄还是倾向马来亚独立党，而吉隆坡巫统主席拿汀布爹玛利亚（拿督再那阿布汀之妻，再那是巫统首任秘书长，与拿督翁至为接近）对此深表不满，愤而辞职，耶哈耶顺理成章成为巫统吉隆坡区会主席。

李孝式和耶哈耶决定角逐市议会选举，与马来亚独立党抗衡。这是李孝式报复的机会， 选举结果在12席中，马华赢得6席，巫统3席，马来亚独立党只取得2席，这对拿督翁是致命的打击，也决定了他日后在政坛的不得意的命运。而李孝式也成为改变马来亚政治历史进程的一颗重要棋子。

今晚的开讲就到此结束。明晚同样时间，我们再见，晚安。

by：Mask Man

马华春秋（上）第一章 —— 马华公会的诞生过程

一部春秋史 千年孤臣泪
成败难长久 兴亡在转瞬间
总在茶余后 供予后人说
多少辛酸话因果
百战旧河山 古来功难全
江山几局残 荒城重拾何年
文章写不尽 悠悠沧桑史
悲欢岁月尽无情

长江长千里 黄河水不停
江山依旧 人事已非
只剩古月照今尘
莫辜负圣贤 效历朝英雄
再造一个辉煌的汉疆和唐土
———《古月照今尘》。文章主唱。

这首经典歌曲的词，相当贴切的映照了马华公会的沧桑史。自从308大选过后，马华公会在华社眼中，就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加上网络世界的兴起，许多有识之士不再被当政者掌控的媒体所蒙蔽，对于国内的政治局势和真相的掌握能力，和过去50多年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马华过去的所作所为，再也无法掩饰；在网络世界里，被赤裸裸的检验了。

从1949年2月17日创党以来，马华所经历过的，所做过的各种事，都被摊开在阳光之下，是美是丑，都被网民看的一清二楚。马华创党迄今，已经迈入第63个年头。这63年里，无论你承认与否，马华在政府里面代表大马华社，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同样的，就因为马华代表大马华社，所以华社的公民权益日渐沦丧；公民地位不断衰败；华文教育不断被国阵政府打压，欺凌，剥削；华商企业不断被巫统鲸吞并购；许多经济能力好的华裔公民纷纷移民到海外去。 。 。 。 。这些种种，马华的责任是无法逃避的。我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当年赴英国谈判马来亚独立的时候，代表马华的陈东海不是故意将华人社会的诉求丢进垃圾桶的话，华人今天就不会沦为次等公民。

我们也都知道，如果不是1960年，因为当时的马华总会长陈修信和马华高层人物梁宇皋，李孝式，许启膜等等，和巫统里应外合，违背华社意愿，强行支持通过教育法令，今天的大马华文教育就不会长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不但无法增建华小，还令到华小数目逐年减少，面对严重的师资荒，发展经费旷缺。每年都要面对来自国阵嚣张的种族主义政客威胁关闭华小。

我们更加知道，如果不是马华公开支持政府打压独立中学，马华带头反对独立大学的创立，今天大马的华文教育发展，就不会如此艰辛困苦。还有许多关于华社权益问题，都跟马华脱离不了关系。既然马华口口声声代表大马华人，那么，这些责任，马华就绝对无法推卸。

尤其当上个星期的226，全国人民群起出席反稀土大集会，为了人民的生活福祉，孩子的未来而抵受着烈阳暴晒，走上街头和海边，流汗流泪的时候，马华竟然选择在舒服的冷气礼堂庆祝创党63周年纪念。当人民为了大马的生态环境忧心憧憧的时候，马华却在大礼堂里切大蛋糕，喝香槟，享受着丰盛的大餐！

马华和人民之间的距离，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遥远！所以，绝大多数的大马华裔选民对马华公会的痛恨，鄙视，不齿和冷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马华沦落至今日，成为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可以说，完全是咎由自取。

醉生梦死的政党

回顾过去63年，马华历任总会长，从陈祯禄，林苍佑，陈修信，到李三春，陈群川，林良实，黄家定，翁诗杰，蔡细历。九任总会长当中，只有李三春，陈群川，黄家定和翁诗杰拥有华文教育背景。但几乎都是短命的总会长，只有英文教育背景的总会长才能长久。而马华在历届全国大选中，也只有在有华文教育背景的总会长率领之下才能打出辉煌的战绩。比如1982年的李三春，2004年的黄家定。

无可否认，直到今天，英文教育背景的领袖，才是马华的领导骨干，受华文教育的领袖，很难成为主流。而受英文教育的领导人，如何能明白华社维护华文教育的苦心？这就是马华与大马华教格格不入的症结所在。这种趋势，从1948年马华创党以来，就延续到今天。马华的《头家政党》形象，也是从1948年创党，直到今天都去除不了。

马华创党63年，现在面临第13届全国大选，已经来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看到华人，尤其是新一代的大马华裔选民在网上大力挞伐马华的缺失，而马华的领导人直到现在却还在醉生梦死，还在自我感觉良好；许多人都觉得看不下去了。对马华历史有研究的学者，几乎都认定今天的马华，已经乖离了当初创党时候的理念和宗旨。

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当年马华成立，是为了照顾华裔公民的权益和福利，但是今天的马华领袖，却是为了照顾自己的官职和利益；将个人的荣辱置于广大华社的福利之上。许多马华老党员看到马华堕落至今日如此民心向背的局面，莫不痛心疾首。对于历届马华总会长的党争，每次回顾，都感觉像一场又一场的噩梦。今天，许多年轻的朋友都对马华没有好感。但是，坦白说，年轻的朋友对马华党史的认识可能不多，甚至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从今晚开始，我将为大家主讲《马华春秋史》，让大家了解马华公会的创党经过，和马华一路走来的所作所为，历届总会长的激烈党争过程。喜欢马华的朋友可以温故知新，讨厌马华的朋友，也可以更进一步了解你的敌人。

马华的诞生

马华公会的创党经过，有它的偶然性，却也是历史的必然进程。严格来说，马华公会创立之初，并不是一个政党，而只是一个为了照顾马来亚华人福利的团体。要了解马华的创立过程，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当年马来亚的政治局势。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英国军队重新回到马来亚。当年领导部队与日本军抗战的马来亚共产党，由于政治理念和英国殖民地政府不同，双方谈判破裂，马共转入地下抗争。而英国殖民政府为了阻止华人资助马共，颁布了紧急状态，将在乡下的华人强制迁居，用铁丝网当围篱，四周布满哨兵，以切断马共的粮食供应线。这就是华人新村的由来。

与此同时，英国殖民政府欲实行马来邦联计划，由于计划内容对马来族群不利，马来领袖拿督翁惹化于1946年成立了《全国马来人统一机构》（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zation,简称UMNO），代表马来人与英殖民政府交涉。当年马来亚的华人社会，虽然也有不少社团组织，但是缺乏一个具有统一代表性的机构；代表华人向英殖民政府争取权益。

尤其在英殖民政府颁布的紧急状态之下，华人备受欺凌打压，没有一个代表性的组织来维护华人的基本权益，华人的处境非常艰苦。而当年的马来亚华人乡党社团组织，最主要的有三种：中国国民党组织；中华总商会，和海峡华人公会。这些华人公会组织的历史悠久；各自代表着与当年另一个属于马来亚华人政党《马来亚民主同盟》不同政治思潮的人群。《马来亚民主同盟》因为规模小，在政治上无法发挥有效的力量，结果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在马来亚的历史洪流里。

而中国国民党，中华总商会和海峡华人公会，最后则海纳百川，成为组成《马华公会》的三股最主要的推动力。这三股力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共。他们和马来亚共产党，是站在对立面的。也因为这样，他们都得到英殖民政府的认同。

（一）中国国民党

这是一个由孙中山先生发挥影响力而组织起来的团体。国民党虽然于1925年被马来亚殖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的政团，但它们仍在三、四十年代十分活跃，直到日本南侵后，它们扮演的角色受到局限和忽视，但是日本投降又促使国民党和亲共团体争夺势力范围。

国民党不但在中国和中共势不两立，同时在马来亚也与亲共团体相互对峙。一般而言，国民党在上层社会方面保有其势力，尤其是在中华总商会及其他乡团组织中，因而与左派团体格格不入。亲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为中下阶级的劳动人民。

尽管1949年5月后，英殖民政府决定制止《外国政党》活动，第二度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团体，但它的影响力和影子并未因此而消失。代表这一股势力的人物为梁宇皋和李孝式。这些国民党份子后来加入马华公会，但他们旋后又与当地出生的马华党员发生矛盾和斗争。

（二）各州中华总商会

马来亚各州的中华总商会在廿世纪初期先后成立。战前，商会领导人相等于华人社会的代言人，在战后，他们也介入政治活动。他们对中国的国共战争中，以支持国民党占大多数；对马来亚，则是重视维护经济利益和华人文化及教育，以致许多华校的董事都是商界知名人士，包括中华总商会的董事在内，这种双重角色的扮演也激发了一些人直接走进政坛。

李孝式于1947年推动成立马华商联会，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属于保守思潮的华人统一政治机构。李孝式本身曾是国民党军官，又是大马商界领袖，具有双重身份。同时，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会长陈祯禄也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在1948年紧急状态实施时，以保护华人权益的姿态出现，结果因缘聚会，催生了马华公会。在马华公会成立后，中华总商会在政治上所扮演的《代表华人》的角色，便让位给马华公会了。

（三）海峡华人公会

海峡华人公会所代表的，是土生土长，与马来民族通婚的后代峇峇和娘惹。这些土生华人虽然保留了传统中华文化，但是很多都不会讲华语，他们一般崇尚英国文化，以口操流利英语为荣。虽然海峡华人公会是属于另一种的政治团体，但领导人也包括了中华总商会的领袖，如敦陈祯禄。

海峡殖民地华人公会最先于1900年在新加坡成立，创办人是宋旺相（律师），第一任会长是林文庆博士。他们两人是英女皇奖学金的得奖人。不久之后，马六甲也成立海峡华人公会，20年后槟城才成立海峡华人公会，但是由于土生华人与移民华人发生歧见，一度僵持不下。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是英国最先直接统治的三个地方，在1824年组成海峡殖民地。

由于华人最早移入这些地区，且集中在这三个城市，因此在19世纪时，已有了相当数量的土生华人，尤其是马六甲土生华人，更形成一个自我的社区。土生华人（又称峇峇）对于英国的忠心，是很早便培养起来的。他们大部份是属于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土生华人，所接受的是英文教育。虽然他们并未放弃或否定华人的特性，但思想和行为表现上更为洋化。这一群人在海峡殖民地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以经商为主或成为专业人士。

一般而言，海峡土生华人缺乏与中国发生联系，他们与华侨的生活有些区别，对于血缘性及地缘性的团体不很兴趣，虽介入了政治活动，却与英国当局有直接的联系。峇峇的家庭，以福建话掺杂马来语成为日常用语，在保留某些华人传统的面貌下，他们又以受英文教育为主，因此形成峇峇与从中国南来的华人，在思想和生活习俗上有了距离。

这个文化习俗上的距离，造成了日后他们在处理华文教育方面的问题时，完全不能理解华人的要求和感受。比如陈修信，就是一个完全不懂为什么华人那么看重华文教育的总会长。60和70年代，每当遇到华教问题是，陈修信总是率领马华与华社全面对抗！著名的《创立独大犹如铁树开花》名言，就是出自陈修信的口。在陈修信率领下的马华公会，是出卖华人权益最严重的时期。许多华社学者皆称他为汉奸走狗。

根据槟城华人公会会长辜承福指出，海峡华人公会成立的宗旨和目的，是争取他们作为英籍民的权益，以便在政府机关及公共团体中有代表，例如海峡殖民地议会、市政局、华人咨询委员会和医院委员会等。由于土生华人的努力，英殖民地当局对峇峇极为重视，提供在政府部门中的高职。例如柯孟淇、杨元续、林清渊及邱善佑等，都担任过英殖民政府官职。

其实，国民党份子，中华总商会领袖及海峡华人公会，在战前及战后是有相互关连的，而且领导层有者是相互交叠的。明显的例子，曾是国民党军官的李孝式，既是马华商联会的发起人，后来又加入马华公会，且一度成为财政部长。又如连裕祥，曾是海峡华人公会的领袖，曾任槟城中华总商会会长，也是马华公会的领袖之一。

邱善佑及辜承福，在华人公会及中华总商会俱曾扮演重要的角色。前者是槟城大富豪，后者是辜礼欢（第一任槟城华人甲必丹）的第六代后裔。陈祯禄的身份更具典型，他是马六甲华人公会会长，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会长，又是马华公会的发起人兼首任总会长。

从这样看来，战后的华人，尤其是1948年宣布紧急状态后，反共的组织在华人社会方面占了上风，这是由于英国政府对这些组织较为放心，也个别重视一些领导人的代表性。

英校生热衷搞政治

1948年之后，马来亚涌现各种华人团体，他们有不同的政治思潮，之间也是有矛盾，国民党人和土生华人，土生华人与中国移民之间不相调和的现象，促使华人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也有所分歧，尽管他们同属于保守思潮的一派，但思潮上的差异，在日后更加进一步的暴露及产生冲突。1948年的紧急状态，确然给华人带来诸多的限制和不便，甚至备受怀疑，以致华人在这种政治情况下，孕育了对某种团体的信念，但基本上，华人政治的思潮还是不能一致的，左右派的斗争并未停息。

中国政局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华人社会有所冲击。不过，由于客观条件对保守派人士，特别是受英文教育者有利，他们的活动也就更加频仍。而在政治上逐渐的形成一个集团，尝试带动华人的政治思潮走着同一个方向。当时的殖民地政府，采取一项盲目的排华政策，将大多数华人看成是共产党人或者是共党潜伏份子。许多无辜的华人在极为脆弱的证据下被逮捕入狱，还有成千上万的华人被逐回中国，这些人之中大部份是无辜的。

显然，英国并不反对这批保守思想的华人起来领导华人，以抵消马共的影响力，因而积极支持有一个能和英国对话，但又不是有反英政治意识的组织。当时的英国钦差大臣亨利葛尼爵士就有这种想法和愿望。曾是马六甲华人公会会长，又是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会长的敦陈祯禄，被认为是一个适当的人选，以领导华人填补《紧急状态》时所出现的真空。而马华公会便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成立马华保护利益

马华公会于1949年2月17日正式在吉隆坡成立，发起人兼首任会长敦陈祯禄说：《1949年2月马华公会成立，其近因主要就是因为马来亚的忠诚华人，在紧急状态下受到苦难。紧急状态不但危及许多华人的性命，威胁华人的切身利益，而且还使人怀疑我们对本邦的传统忠诚，虽然我们之中已有许多人以马来亚为永久家乡》。

除了陈祯禄外，马华公会的起发人也包括当时的官委华人立法议员。他们是余有锦，李孝式，邱德懿，杜荣和，杜观发，李焕文，梁长龄，廖光汉，陈修信，胡家濂，梁宇皋，林开成，李长景，杨旭龄，温林鸣凤，伍瑞琴等十六人。

首任委员会名单如下： 会长陈祯禄，义务总秘书杨旭龄，财政邱德懿，立法小组委会主席林开成，政治青年妇女小组委员会主席李孝式，宣传小组委员会主席陈修信，社交慈善及文化小组委员会主席梁长龄，财政经济小组委员会主席邱德懿，劳工小组委员会主席李焕文。马六甲、其他九州和槟城分会主席，为当然副主席。

从上述的名单看来，马华公会最初的领导层并未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陈祯禄，梁宇皋，杨旭龄，李孝式，邱德懿及其他人俱是有地位商人或与大生意有关系的专业人士。大多数是受英文教育者，并未与华人社会的基层有重大的联系。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与英国当局有密切的联系，必须注意的是，马华公会不像巫统，不是专门成立来保护和促进华社的利益，这只是它的重要宗旨之一。

而且，创立初期的马华公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它更像是一个民间的NGO。只是到了马来亚谈判独立的时候，英国殖民政府需要马来亚三大民族都有代表赴英国谈判，马华公会才顺应时局，改换成为政治团体而已。

今晚就说到这里，明晚将继续跟大家开讲，马华公会如何由一个售卖福利彩票的民间团体，蜕变成为联盟政府里头，唯一代表马来亚华人的政党。

谢谢大家。晚安。明晚见。

by：Mask 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