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春秋(中)—— 第四章: 仇视华教,开除沈慕羽


大家晚上好!今天的马华春秋开讲,已经来到第四章。这一个章节,将会重点讲述马华公会如何背弃华社意愿,抗拒独立大学的创建,搞一个拉曼学院来打压董教总争取创办独大的努力。同时,今晚也会跟大家探讨,陈修信与教总主席沈慕羽之间的恩怨情仇。

话说,1961年11月,在林苍佑挂冠求去之后的两年,马华召开三年一度的党中央代表大会,陈修信和他的朋党,以高票中选为马华第三任总会长。当陈修信从过渡时期的代总会长谢敦禄手中接过领导人的棒子时,马华也标示着由林苍佑时代转入了陈修信的时代。

1963年马来西亚的成立,象征着巫统的势力从马来半岛扩张到东马,也显示了联合政府把政治权力伸延到整个马来西亚的范围,包括新加坡在内。不巧的是,新加坡由另外一个称为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不能与巫统及联盟协调。人民行动党的李光耀,当时提出一个口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与联盟针锋相对。最后导致新加坡退出了马来西亚(1965年),变成没有发言权,他们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领导联盟的东姑阿都拉曼提出马来西亚的概念,当时获得多数华人选民支持。同时也反映出社阵与当时的印尼同样的反对马来西亚,并未取得华人的广泛支持。由此也证明一点:马来西亚的华人需要的是一个安定的环境与和平的国家,不想把命运寄托在被认为与印尼的左派有联系者的手里。虽然不能明显地解释这是华人从种族的利益看问题,但确然发挥了华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同的看法──支持执政党和给马华公会支持的力量。

1964年全国大选,马华参加选举,出征33席,取得27席。可谓成绩可观,包括华人众多的选区也告捷,如马六甲市区陈期岳(曾于1964年大选前解散马来亚党,重回马华怀抱),金宝、安顺、武吉免登、芙蓉西东区及槟岛北区与巴眼区(包括大山脚)。而后,马华领袖敦陈修信等,却因1964年国会大选的空前胜利而自满,误以为马华支持《达立教育报告书》的立场已获得华人社会普遍接受,竟不自觉这项胜利是因为马印对抗,国难当前,华人社会暂时搁置种族问题于一边,一致支持国家的效忠表现,故而使马华在参加33个国会议席中赢得27个席位。

英文教育背景领袖藐视华文教育问题

当达立报告书于1960年发表后,董教总就和马华的领袖有不同的看法,梁宇皋(曾任内阁部长,独立后一度出任马六甲州长,现称州元首)就曾与董教总领袖林连玉公开骂战。教育问题从六十年代开始,尖锐地反映了英文教育的华人领袖和华文教育的领袖之间的矛盾斗争,进而使华人从思想上的分歧,转而成为对教育问题的对立。

马华的领导层,几乎清一色是英文教育背景;他们对受华文教育者一般上存有轻视的态度,对于维护华文教育的课题,兴趣缺缺。当1961年教育法令付诸实行,华文教育受到致命冲击之际,马华竟然助纣为虐,对维护华教者落井下石。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被陈修信与梁宇皋公报私仇,协助巫统的打压行动,递夺公民权。

1961年至1963年,是马华与华社尖锐对抗的年代。许多华教斗士对马华恨之入骨;视马华为联盟政府打压及消灭华教的幕后推手。但是,由于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与马来亚半岛合组《马来西亚》。引起印尼强烈不满。因为印尼一向视沙砂两州为印尼的一部分;沙砂两州与印尼加里曼丹(婆罗洲)连接,在情在理,沙砂两州的合并对像都应该是印尼而非马来半岛。

但是,沙砂两州因为加入马来西亚之前是英国殖民地,印尼独立之前则是荷兰殖民地;在行政管理和风俗民情各方面,都属于不同的体制。沙砂两州与马来半岛合组马来西亚,是英国政府一手促成的。印尼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后,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反对沙砂两州加入马来西亚,这导致马印两国关系紧张。联盟政府巧妙的利用了这次的冲突,激起民间强烈的爱国情操。马来西亚华人也群情汹涌,声援联盟政府与印尼对抗。

一时之间,全民的爱国意识空前的高涨,适逢1964年全国大选,三大民族齐心合力支持联盟政府的领导,造成联盟政府取得辉煌的成绩,反对党的席位大大缩减。可是,马华却因为1964年的选举成绩尔得到错误的讯息。基于1964年的辉煌胜利,陈修信和他的朋党表现出踌躇满志的姿态,以为华社并不反对马华支持《1961年教育法令》的立场;认同马华推动的《华文中学改制运动》。于是马华仗着《华社民意的支持》,更致力推动华文中学改制,消灭华文独中的运动;结果与华团的关系越来越淡,乃至不惜与华团走着相反的方向。

首先马华并不同意董教总的立场,主张华文中学接受改制,纳入国家津贴教育系统。那时期的中华商会及重要华人社团皆为马华领袖控制,如联盟秘书长陈东海即是工商联合会领导人,各华文中学董事也多数是马华党要,因之全马各地接受改制的中学为数不少。那些不接受改制的,则宣布成为独立中学。当时全马不愿接受改制的中学约有有40间,有的设备完善,有的仍在挣扎之中。这样一来,董教总与马华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扩大,埋下了决裂的伏线。

华团要求政府列华文为官方语文

1965年,全国华人注册社团总会筹备委员会要求,提高华文具有官方的地位。马华公会中委经过详细研究后,表示难以接受。马华公会1965年的常年会务报告书更指出:很明显的,这事件是由反对党及其他企图混扰政府和联盟,尤其是马华公会的人士所策动。也就是说,马华以《这是反对党刁难联盟政府的阴谋》为借口,反对《华文列为官方语文》的运动。

无论如何,马华中委会在1965年8月3日所举行的紧急会议上,重申其《誓言保证华文的教导,学习及使用不会受到禁止或阻挠,并保证保留及维护华文的使用和学习不致遭到妨碍。 》而马华的臂膀青年团,对于马华母体所采取的立场颇有意见,尤其马青领袖沈慕羽,在维护华文教育方面的立场,明显与马华格格不入。

身为马华公会的会长,敦陈修信通过其治秘书吕鸿元表示,马华将全力以赴的维护华教,矢言与华小共存亡。用以安抚党内及党外人士的情绪。但是,马华在敦陈修信领导下,始终不相信华人社会对教育问题的重视,也不以为董教总足以形成一股力量挑战它的权威。更为重要的是,他不能容忍马青的压力越来越大,因而在1966年10月18日爆发了一场马华与华教领袖的争论。

事情发生是由于陈修信和马青副总团长兼马六甲马青团长沈慕羽之间的矛盾,已是到了破裂的地步。在当天的马华中央紧急会议上,马华中委通过两条议案:

(一)不能支持华文为官方语文,因为此举有违宪法第152条,列马来文为国语及唯一官方语文,拒绝要求华文为官方应用文,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等于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

(二)开除沉慕羽党籍,因为沈慕羽违反党纪,蔑视中央领导,公开反抗党的决策,使党难堪,使党受到讥嘲与蔑视。

陈修信当时发表的一篇声明说,马华在1965年曾通过议案阻止支持华文为官方语文,也发出训令给党员,但沈慕羽先生继续反对,乃至宣称他已发动全国华人社团签名盖章。

开除沈慕羽,激起千层浪

沈慕羽事件在华人社会引起纷纷议论,包括各反对党领袖,马六甲马青及教育界人士分别发表谈话抨击。主要因为沈慕羽先生不单是马青的领袖,也是华校教师总会(教总)全国主席,又是全国华人注册团体筹备委员会主席,这一冲突,又加深马华和华团的恩怨了。之前,马华公会于1966年1月杪的中央特别代表大会上,通过章程修正案。

修正的章程要点是赋予总会长更大的权力,将总秘书,总财政及宣传主任改由总会长委任制,同总会长有权在票选中委之外,委任额外5名中委。另外删去一些条文,使总会长及中央有权对被认为违反党纪的党员采取纪律行动,甚至开除党籍。基于已经修改的党章,马华中央及总会长革除了沈慕羽在中央的地位,但沈慕羽事件牵涉甚广,主要是围绕在教育与语文问题和马华领导层不能协调。

这问题引发了陈修信政治秘书吕鸿元与沈慕羽展开一场针锋相对的笔战。吕鸿元说:《沈先生是教总主席,也是马华党员,有着双重身份。在两个不同的组织,在同一个问题上,而立场不同的时候,沉先生应该表明他的信心,是跟着那一条道路走。如果不能奉行党政策的时候,他有两条路可走,或者自动退党,或者被开除党籍。 》根据马华章程,1966年2月修正了的第142条的规定,中央工作委员会决定开除任何党员的党籍,为最后决定,没有上诉之可能。

沈慕羽通过保障给于的答覆说:《全体华人联名盖章,这是一种民主的行动,绝对不会违反马华的意旨,马华是华人的最高政治机构,应该配合全体华人所组成的华团,共同争取华文的适当与合理的地位。 》他也对马华中央的议决表示遗憾和愤慨。

沈慕羽事件,掀起的笔战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霹雳中华大会堂总务,全国注册社团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副总务张方及不少马青支团誓与沈慕羽共进退,共存亡〉,其他的反对党领袖和董总主席杜志昌也表示同情和支持沈氏。另一方面,财长政治秘书吕鸿元,马华公书总联络长曾崇文等人乃至马华中央委员会本身也介入这场笔战,为马华中委及马青中委的议决案作维护。从中展示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沈慕羽被马华开除党籍后,仍然以教总主席的身份,连同董总主席杜志昌致函马华总会长陈修信,要求恢复马华、董总及教总三大机构的组织,以互通声气,维护华教。

陈修信与华社针锋相对

1966年12月7日,陈修信经过考虑后,表示甚难接受邀请参加华教工作委员会。方向已摆得很明朗,陈修信不能认同董教总在语文教育问题上的立场;同时指责董教总此举是要《推卸责任》,往马华身上套罪名。

对此,沈慕羽有如下的解释:在陈祯禄领导下及后来的时代,华教问题都由三大机构处理,现在董教总两机构组织华教工作委员会邀请马华参加,意在恢复当年三大机构之组织共同维护华教而努力,并对华人之执政党表示尊重,出发点绝点纯正,无其他作用,根本无所谓《推卸责任》之事。组织华教工委会,可互相交换华教意见,避免各自为政,减少歧见而在异中求同,借免抵销力量。沈慕羽对马华的陈修信不愿重组三大机构合作的华教工委会殊表遗憾,导致马华与董教总的关系宣告破裂。

马华总会长陈修信采取这种态度,在一方面是不以为董教总能代表大部份的华人,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当时的左右手所影响,如吕鸿元,曾崇文及王烛尘(当时工商部长林瑞安医生的政治秘书)等人所影响,他们不断为文向沈慕羽围剿。吕鸿元为沈慕羽硬套罪名说:《陈祯禄过去所领导约三大机构,因沈慕羽领导错误,进行失策,破坏殆尽,应由沈先生负全责。 》吕鸿元将责任推给沈慕羽是否公道,历史自会判断,但在那个时候,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不惜与董教总份道扬镳,各行其是。

1966年12月19日陈修信在芙蓉为马青第二届州际乒乓赛主持揭幕时,有如下的谈话:《只有联盟可以有能力对语文问题,实际上对其他引起辩论的全国性问题达成协议,而加以解决,且为本邦各族之大多数人民所接受,本邦没有其他机构或政党有能力在这方面代替联盟的。 》

陈修信语气非常轻蔑的说:《他们对本邦最大的助力,就是将类似这种事情交给我们去处理,我们当然不会依照他们的叫喊声量及叫喊力量而行事。当然,若是他们觉得高喊对肺部有益,那是另一回事。虽然这会对我们有妨碍,但他们应发觉此举没有用处。 》

陈修信说:《因此我要求马华本身,对这些无关系团体的活动不要过于激动,他们是有权叫喊的,不过,我们应该知道,他们这种叫喊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他们不能改变事情的发展路向,纵然他们有种种过度的要求。 》陈修信的演词,字里行间表露了对董教总的抨击,使彼此的界线更进一步划分,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原本董教总比较接近的马青,也改而同意马华中央的方向,融合于一道。

马华署理总会长林瑞安医生:《马青是马华的一部份,它不应该是马华的劲敌。没有全体,部份是无法生存的,故马华和马青是相辅相行的。 》

这样一来,董教总及其他支持董教总对语文教育立场的华团,和马华的针锋相对发展成更加对立。一个实际的例子是:当马华于1967年2月26日在国会大厦举行各级议员和各州领导人联席会议上,虽然事前有函约一些具代表性的华团派代表出席,但到场的只有马华商联会的黄琢齐。当日会议赞同实施国语法案,因为该法案第三条规定:法案内的任何条文,不得影响联邦或任何州政府的权力,为着公众的利益,达致认为必要用途时,采用联合邦内其他民众之语文,翻译官方文件及信札的译文。

1967年9月1日,国会正式通过国语法令,规定马来语为国语及唯一的官方语文,并规定任何人不得被禁止使用(官方用途外)教授或学习其他语文。1967年11月,教育部宣布出国留学生,必须拥有剑桥文凭方才获得出国升学。华人社会对此感到哗然,担心华校中学毕业生难于赴台或其他国家深造。董教总在此时乃萌起创办《独立大学》。但后来教育部宣布取消这项规定。

董教总号召创办独大

虽然如此,到了1968年初,各地华人社团纷纷表示支持成立独大,响应董教总的号召。接着在4月14日的时候,董教总召开独大发起人会议,公布《独大宣言》。那一天共有199个注册社团代表参加大会,即席产生《独立大学筹备工作委员会》,主任是叶鸿恩,副主任黄庆云,沈慕羽及陈世荣。

当然,已经和董教总走着不同方向的马华公会是不能同意董教总的要求。马华于1968年2月3日的中委会上,议决反对独大。但为了应付这种变化的局面,马华在同年3月的党代表大会,通过支持设立更多的官立大学,吁请马来亚大学设华文学院及吁请中央政府,立即创设先修院校以备华校毕业生升入高等教育学府。

陈修信说:《那些提议创办一所华文大学的人士,既不知如何办理大学教育,又不知从何处去找到所需的经费,一所第一流的大学,不但需要千千万万的金钱去开设,更需要多少百万的常年经费,这样庞大的计划,绝不是几个人的能力所能办到的。 》

他说:《况且这些人,为推动这样伟大的计划,既无必须的知识,又无必要的经验,他们除了在政治上为自己多抢几项功劳,不会创办出使我们自豪的大学来。 》

陈修信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大学,更多的高等学府,这是事实,也是我们的需要,但我们必须承认,与其中几个人在伧促之间潦草从事,创办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不但不能嘉惠学子,反而为害多端,倒不加重整其事,多用一些时间,来筹办一所第一流的高等教育学府。 》

马华公会在一股要求创办独大的运动冲击下,它是必须要有所反应和反击的,除非它公开宣布支持独大。既然碍难答应,马华也唯有找第二条路走。因此在7月3日的时候,马华署理总会长许启谟向教育部长呈文,设立一间高等学府(即拉曼学院)的计划,11天之后,获得教育部长的批准。

拉曼学院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独大计划的一个答覆和反击。用以展示马华的用心,同时也在于抵销马华因反对独大而蒙受的评议,试图在战略上扭转败势。这就是马华《以华制华》的最经典代表作。许启谟指出,这是一间介于中学与大学间的多元种族学生的《折衷学府》,政府经答应以《一元对一元》的原则负责学院的一半创办与维持经费。

马华利用拉曼学院反击独大

建立拉曼学院的目标有二:
(一)培养学生具备升入马大或其他高等学府应有的资格;
(二)为人数庞大的中学毕业生,提供学术与专科训练,并授予官方承认的资格,以使他们获得就业机会。

后来的事实却证明,马华所谓的《授予拉曼学院官方承认的学术资格》,根本是空口说白话。

许启谟当时也是马华高等教育计划工作委员会的主席。八月的时候,他宣布马华创办的高等教育学院命名为《东姑阿都拉曼学院》,决定于1969年起正式收生。学院将建在八打灵再也与Batu Tiga之间,占地150英亩,开办之初,借吉隆坡工艺中学课室上课,有学生349名。虽然拉曼学院成立,为一些华校中学生提供入学机会,但董教总的愿望是成立一所完整大学,因此独大运动在各地陆续展开,纷纷成立州分会工委会。

到了1968年11月13日,林碧颜律师完成章程草案,由下列人士负责申请:叶鸿恩,黄庆云,陈世荣,沉慕羽,刘伯群,黄佛德,蓝仲友,邱克遣及钟锡龄等。不过,独大有限公司延至1969年5月8日,才获准注册。这不意味独大已能开办,它还需要向教育部长申请办校准证。在马华公会这一方,对于董教总推行的运动是反对到底。

陈修信于1969年4月在马六甲说:《我准备打赌由现在开始的10年内,他们如不是仍然在空谈高叫,充其量只能办一间半生不熟的学术机构而已──这简直是个大笑话。 》

他说:《拉曼学院成立,是马华公书对独大的答覆,拉曼学院已成为现实,但独大仍然是个梦。 》

陈修信讥笑独大要取得成功,犹如铁树开花

陈修信同时形容要独大办得成功,除非是《铁树开花》,此语一出,华人社会大表不满,矛头指向陈修信。陈修信的狂妄自大和对华文教育的轻蔑态度,种下了马华在1969年全国大选蒙受惨败的噩运!这段时间内,尚有一些涉及华教问题的事件发生,对1969年的大选起着一定的影响:

(一)由1968年起,教育部宣布初级文凭考试,由必需五科及格增加到必需六科及格,而语文科及格并不包括在内。华校人士认为,将使学生对华文的学习转趋冷淡。

(二)1968年3月,教育部通令各校教师不得从事政党积极活动,除非获得批准。教总认为是限制人民参政权利。

(三)1968年5月,陈修信指独大问题已演成政治问题。他又说筹办独大者是存有政治目的,想趁大选接近提出来当政治资本,借以攻击马华公会。他再次强调华文教育是国家问题而非政治问题。独大筹委会否认所指,认为绝无政治目的,而是要解决华校生的升学问题。

(四)教长警告独立中学应严防共党渗透,否则将采取制裁行动,董教总认为应一分为二处理,倘有少数学生不法行为,应个别对付,不能牺牲和影响学校。过后政府宣布无意封闭独中,事件告一段落。

(五)1968年8月,马来西亚各地南大校友会向政府提呈备忘录,要求承认学位,政府未答覆。

(六)政府宣布全马政府学校及政府辅助学校之校长和教师,与公务员一样,由1968年10月起,退休年龄由60岁改为55岁,多名教师包括华校教师受到影响而有所怨言。华校教师会提出反对。

(七)1968年12月,陈修信通函马华各党员,如有被委派为独大之委员,必须一概辞卸,未遵循者可能被采取纪律行动。他说马华绝不给骑墙者位置。独大筹委会副主席黄庆云评为不民主行动,违背马华宣言,吁各界有始有终绝不放弃责任。

(八)1969年3月25日,政府发表亚兹教师薪金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建议合格教师最低资格必须拥有剑桥或马来西亚教育文凭,不符合资格的二万余名教师必须在三年内考取所需资格,而参加新制后的教员一概被视为公务员。同时,董事部改为学校发展局,失去聘辞教师的权力。董教总评论此事时,形容亚兹报告书系贯彻达立报告书的主张,倘若实施,华校根基将受震撼,尤其是废董事部的组织不能令人苟同。

(九)1969年4月,马大学生会宣布介入政治,虽无派出候选人,但将举行群众大会表达政见,这股浪潮产生了冲力。

一九六九年全国大选,马华兵败如山倒

1969年大选前发生的一系列与华教有关的事件,确实使华裔选民对联盟,尤其是马华产生强烈的反感。陈修信后来在看到联盟政府的民意调查之后,才后知后觉得发现事态严重。虽然在投票日前夕,陈修信力图拉近马华与董教总的关系,协助独大筹委会取得独大有限公司的注册证,但在时间上已无法扭转局势。而且也不能在一时之间,弥补马华与董教总的裂痕。

5月10日投票那天,马华派出的33位国会候选人,只剩下13名中选,华人选区悉数落入反对党的手里,更严重的是,槟州政府政权易手,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上台执政!

今晚就说到这里。明晚将会为大家继续开讲《马华春秋中篇第五章》。明天将说到,内忧外患的陈修信,为了平衡党内巡视崛起的李三春势力,刻意栽培霹雳州的林敬益起来压制李三春。奈何人算不如天算,到头来对陈修信构成最大威胁的,竟然就是林敬益。 。 。 。 。

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会。各位晚安。

by:Mask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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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四月 1, 2012, in 馬來西亞的真實歷史, 马华春秋(中). Bookmark the permalink. 留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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