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马来亚华人先贤奋斗史》第三回:战后的马来亚华社四分五裂

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为大家支持开讲《追溯马来亚华人先贤奋斗史》。

今晚的第三回合,重点将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内战,对海外华人社会思想带来的巨大冲击》。昨天晚上,我们说到,新马两地华社在20世纪初期,开始纷纷创立工商组织与商会组织。

在这个时期各州成立的中华总商会,虽然是清廷所赞成的,有倾向清廷的思想意识,但对殖民地政府也没有坏处,因此先后被允许成立起来,这类组织容纳各帮派代表,而在促进谅解及团结方面,有了多少的帮助。

成立最早的是槟城中华总商会(1903年),继之为关丹中华商会(1903年),雪兰莪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04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06年,以后各州各县都有商会之组织。

和其他地缘性和血缘性组织不同的,是中华总商会是当时越过方言藩篱的最主要的组织。地缘性组织,如广东会馆提倡广东方言,韩江公会与潮州会馆倡议潮州方言,客家公会使用的是客家方言,福建公会当然就是以福建方言为主。血缘性质的组织,如林氏宗祠,陈氏书院,辛柯蔡乡亲会,颜氏公会等等,则以本性宗族的语言为标准。

中华总商会的设立,打破了方言的隔阂,统一使用华文华语;对于团结华社各帮各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固然于1911年后,华人社会基本上还是保持帮派林立的现象,但辛亥革命运动,无疑已吹起了团结之风。这是至为重要的第一步,否则不会有今日的成果。

最重要的,是革命思潮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旧社会和旧传统。 《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自由》的观念不断传开。女子学校受鼓励设立,女人允许加入社会活动,也参加孙中山革命。平等主义:男女平等及不分年龄,和爱国主义:利他主义及舍己为群,成为改变海外华人社会的主要思想力量。

南洋华社掀起思想改革浪潮

孙中山革命成功后,便将同盟会与另四个团体合并,1912年8月13日成立中国国民党。这个政党较后在马来亚获允许成立支部。由于英国当局认为国民党并非与英殖民政府对抗,因此不反对国民党在新马两地公开运作。 1912年12月18日,新加坡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星洲联络支部。1923年,这个支部8个重要职员中,有七个为英籍侨生,包括一位早期抨击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林文庆博士。

国民党在马来亚继续合法活动,直到1925年其注册被吊消,理由是未根据社团法令提供所需的资料。虽然如此,国民党的活动未停止,而是继续秘密地存在。

另一方面,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抓住北方军权,又掌握尚未全面灭亡的清廷大权,孙中山为顾全大局,只要实行共和,即可退位,以致1913年袁世凯篡夺大权,就任大总统,旋后又想复辟帝制,于翌年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

在日本和外来势力的支持下,袁世凯逐步地趋向做皇帝的美梦,当然他是在丧失主权下,换取日本的支持。原想准备于1916年登基为《中华帝国皇帝》,没料到各地军政反叛,在气怒之下,这个被万民所咒的大野心家,终于1916年6月6日死了。

际此时期,中国已陷入军阀割据局面,孙中山眼见革命果实行将化为泡影,又起而讨伐,于1924年,在广州成立南方政府,加强海外华人的联系,以寻求支持结束中国的分裂局面。

翌年,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统一中国的大业未能完成。这期间的中国,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外国势力因此有机可乘。

1927年,蒋介石取得国民党的控制权,从此就和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展开了长时期的斗争。话说回来,在1919年5月4日,当时中国爆发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运动,大大地改变了华人的思想。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在中国最脆弱和最危难的关头下,掀起的新思想运动,向封建制度和旧礼教展开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从而唤起人们的政治意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白话文被提倡,新文学运动也应运而生了。同样的,马来亚的华人社会也起了变化。马华新文学思想,是接受了中国五四文化运动的影响,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在马新地区,包括沙巴和砂拉越发展起来的华文白话文学。

1919年10月初,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创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及另一些版位如《时评栏》、《新闻版》等,出现了一定数量、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白话文章,这是马华新文学史的开端。

毫无争议的,五四运动对马来亚华人思潮的启迪具有很大的作用,马新华文报刊杂志的蓬勃出现,话剧运动的推广,对整个华社的思想,起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特别是对知识份子而言,思潮的激荡加速了他们对政治的热心和更加关心华人社会的问题及切身的利益,文化和教育的兴盛自不在话下。在新文学运动浪潮鼓动之下,陈嘉庚于1923年创办《南洋商报》,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的《星洲日报》于1929年创刊,《现代日报》创刊于1936年,《星槟日报》创刊于1939年,就是在新文化运动催促下的产物。

反日本运动成为华社主流

在政治方面,1919年马新华人社会也展开反日运动。五四运动的反日余波,很快就冲击到马新的华族社会,引起了共鸣。工人学生群起骚动、捣毁日货、洗劫日人工厂,秩序大乱。接着槟岛也发生骚乱,吉隆坡亦有小规模的示威运动。

由此看来,马来亚华人的政治思潮除了被灌输倾向中国,以从清廷中拯救出来外,更带有反抗侵略的行动,尤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横行更是义愤填膺,继而转入反帝国主义的时代。

这个时候,英国殖民势力也是介入中国的其中一个(香港就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对马来亚华人政治的醒觉和矛头指向外国侵略者感到不安,于是采取行动取缔。但迄至国民党于1926、27年北阀胜利后,英国政府又改变态度;对新马两地华人的改革思潮采取默许的立场。

但是,当年由于华人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左倾思想已出现,这可从英国殖民政府搜获反英及反帝国主义的文件得到证实。

1927年,蒋介石的清党和中共的分裂,也波及马新华人社会。左派团体和国民党的斗争时有所闻。但在大局来说,抗日仍然是一个主流,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已逐步的占领中国的领土,且企图称霸整个亚洲。

1928年的《三五济南惨案》,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及翌年《一二八事变》,直到1937年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在在使到中国和亚洲处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阴影下,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炮制出来的霸权毒瘤。

这样一来,抗日救亡运动成了马来亚华人的主流思潮,激起了空前的群众运动,1937年的反日运动是由华族巨商陈嘉庚所领导(陈嘉庚是南洋商报创办人),中下层人士热烈反应,其中尤以下层的劳动工人,出钱出力,不惜一切牺牲来完成历史任务。

而文化及教育界人士也口诛笔伐,筹款义捐。连接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运动突破了马华社会传统的帮派观念,大家同仇敌忾,组织了全马筹赈总会,共策进行。抗战的宣传工具──文学,也出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局面。鼓吹救亡,鼓舞士气,惩戒汉奸,抵制日货,筹款赈济伤兵难民,组织华工赴华服务等等,成了许多作品的热门题材。

从马新富商陈嘉庚的历史,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思潮的变化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华人思潮的其中一个倾向。当然陈嘉庚并不代表全体华人的思潮,因为土生华侨就和他的思想有一段距离,即使是南来的华人也不尽然与他具有同样的想法。

富商陈嘉庚办报兴学

海外华侨展开反日运动时期,若解读马新富商陈嘉庚的一生历史,几乎可以说明,当时一部份华人的政治思潮演变。王赓武教授把海外华人划分成三个集团:

甲集团,他们主要关心中国政治和中国对外政策;

乙集团,他们主要关心社区政治;

丙集团,他们已进入非华人的权力金字塔,而不管是否由土著、殖民地宗主国或是民族主义者掌权。

陈嘉庚是属于甲集团,但又带有乙集团的影子。他于1890年(17岁)南来新加坡,他的父亲陈纪柏已先在新加坡开基立业。 1910年,他拥有资产45万元。1909年,他认识了孙中山,1910年剪去辫子,加入中国同盟会,断绝与清廷的关系,是为他从政之开始。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嘉庚负责筹款救济闽省同胞及维持治安。 1913年在家乡兴办集美小学;1912年又创办厦门大学。

1928年3月5日,日本军国主义派兵占领济南,惨杀外交官蔡公时及民众,是为历史上的《三五济南惨案》。消息传至新加坡,陈氏召集各界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汇去130万元,并号召华人反对日本侵略,展开抵制日货运动。他在所创办的《南洋商报》广为宣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通电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及美国总统,敦请履行条约,维护世界和平,否则大战即将到来。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随之而来。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冲击全世界的经济同时笼罩在经济萧条的阴影之下。陈嘉庚的经济蒙受严重损失和打击,终在1934年将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收盘。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对日本展开全面抗战。 1938年10月10日,陈嘉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他出任主席,接着被选为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通讯主任。

根据记载,当时筹款总数每年达到1亿6000余万元,但由于当时国民党非常腐败,许多捐款落入当时国民党一些高官的袋子。

陈嘉庚坚持抗日,反对妥协,因此对当时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之主张对日和谈提出驳斥和反对。不客气地形容汪精卫是《秦桧卖国求荣》。

汪精卫主和失败后,为了躲避蒋介石追杀而逃往越南。随后接受日本招安献议,担任日本在东北扶助的,逊帝溥仪成立的《伪满洲国》丞相。

陈嘉庚转向支持中国共产党

1940年,陈嘉庚率领南侨总会慰劳团,回中国慰劳抗日军。过后他对国民党政府感到失望,乃倾向支持中共。

1942年,日本蝗军侵略南洋,马新沦陷时,陈嘉庚避难爪哇,1945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投降,10月6日陈嘉庚自爪哇回到新加坡。

1946年,他用南侨总会长名义,拍电报给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停止干预中国内政,不再援蒋,以使内战终止。

这一年,他在新加坡又办了《南侨日报》,对国民党政府展开抨击。 1949年5月5日他从新加坡回国观光。较后在中国定居,1961年逝世。陈嘉庚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南洋华社的领袖,但他坦承筹款数目不是十分理想,虽然也不叫人失望。他说,除了资本家及侨生多不认捐外,其他如认过一次特别捐后,都不肯再认常月捐,故逐月成绩仅有此数(逾200万元)。

他认为,若资本家及中等商行,肯将其逐月入息,捐出十分之二、三,则全马义捐可增许多倍。至于每月有此200多万元,大半有赖货物捐及各游艺会所收集。而英属北婆罗洲(即今沙巴),华人虽有8万余人,劳动界占大部份,抗战后诸埠亦多成立筹赈会,但认常月捐仅古晋、诗巫数万元。

陈嘉庚的历史,在战后以来的一段时期,被人利用为指华人忠于中国的例子,但香港中文大学讲师郑赤琰博士在一篇论文中这样说:《不错,一些华侨和陈嘉庚在50年代以前,将大部份财产移回中国,但这是在马来亚独立前的事,也较中共于1949年建立政权为早。 》

无可否认的,在辛亥革命后至抗日的年代,侨生社会鲜少介入这类的政治活动,除了极少数领袖如林文庆等人外,绝大部份置身度外,因为他们忠于英殖民政府。但是,郑赤琰博士说,战后以来,峇峇(Baba)在新马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英国殖民政府对于华人的抗日运动先是有所担心的,怕局面会失去控制,危及其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最显著的是已被国民党及左派团体的斗争所困扰,迄至七七抗战开始,内部的斗争才缓和,而矛头一致向外。有人形容这是马来亚华人首次表现出团结的大好形势。

马来亚共产党的崛起

较后于1939年,英国宣布对德国希特勒作战,而希特勒又是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狼狈为奸,造成英国改变对华人的态度。配合着反抗侵略行动。马新的华人也曾几次举行援英募款运动,慰劳英军及救助世界任何地方受难的英国人。因此英国政府深受感动,允许华人公开抗日,抵制日货,且于1941年日本南侵时,英人谋使华人政党共同站在同一个战线上。


1941年,华侨动员委员会,在陈嘉庚主持下成立,动员委员会获得国民党及共产党的赞成,及得到殖民政府汤姆斯总督的祝福。该会在许多方面参加抗日军的工作,直到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为止。

1940年国民党与中共,在重庆成立一项合作协定,促成了马来亚的马共与英国合作抗日。但是在战后,马共因为反对殖民统治,并曾公开活动,于1948年发动叛乱,退出法律范围,因此在英国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下,成为非法团体。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直至日本投降,马来亚的华人政治思潮是从低潮走向高潮,然后又有所分裂,国民党派和左派的斗争即为一例。

不过,新的政治思潮已在战后出现,盖过了以前的潮流,那就是不分种族的爱国意识和民族主义的抬头,纷纷要求国家独立,标志着战后以来,政治思想的再一次大转变。从战前的历史变迁看来,马来亚的华人在政治上是有所分歧的,即使是华社本身,也因方言互异,帮派林立,一直到今天。

至于思想上的落后与迷信的一面,则未因五四运动全面消除。相反的,人民之间仍然存在,甚至因各种的变相怂恿,封建的思想有大行其道之虞,对华人的政治醒觉无疑是一股阻力。不过,总的来说,战后的马来亚华人,已从倾向中国政治转向效忠于马来亚。这种政治思潮,标志着华人思想的转变,是值得重视的转捩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战后三种思想演变

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正式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的希特勒及墨索里尼失败于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崩溃于后,整个世界出现了新的形势。

一边是美国军力的膨胀,迅速地跃居西方集团盟主的地位,领导资本主义世界。另一边是以苏联为首的集团,在东欧建立共产体系,也使到亚洲一些地区成为共产国家,如中国、北越及北韩(朝鲜)等。

但是,处在这两个夹缝中的其他国家人民,民族主义的思潮强烈地表露出来。这种思潮反映在争取国家的独立和自主方面,人民纷纷要求摆脱殖民地的统治。有些国家很快在战后即得独立,如印尼、印度等,而有些国家延至五十年代或六十、七十年代才实现独立的愿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民族主义思潮的风起云涌,居住在东南亚的华人,处在极为微妙的地位,他们在理论上,需要或归属于居住地区或倾向中国之间作一抉择。但是,由于政治意识的分歧及一些华人采取保留的态度,造成了社团领袖或华人领袖,在政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尽相同的。

前面说过,如果从历史的情况来分析的话,有的学者认为,战后华人的政治态度一般上可以分成三个集团。

甲集团主要关心中国政治和中国的对外政策;

乙集团主要关心社区政治;

丙集团已进入了非华人的权力政治金字塔,而不管是否由于土著、殖民地宗主国或是民族主义者掌权。

不过,王赓武教授认为,自1945年以来,甲集团的狂热已消退,许多人转变成为乙集团, 形成华人社区的统一与团结。飘浮不定的丙集团华人数目在增加,并努力向居留地认同。可是,这种情况在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并不明显,换句话说,这种分析的科学性是有斟酌的余地。

因为战后以来,马来亚的华人就不曾出现过团结与统一的局面,而是继续在政治上存在着分化,甚至是相互斗争的。王赓武教授在另一篇论文《马来亚的华人政治》里,将马来亚的华人分成三个政治体:

甲集团与中国的政治保持联系,经常与中国的命运认同;

乙集团包括大多数精明而讲求实际的华人,保持低调或作间接的政治联系; 丙集团是属于那些少部份的摇摆不定的人,因为他们难于确定自己的身份,但一般上倾向于某种程度的对马来亚的效忠。这种说法,比前一种说法较为明朗,但未涉及思想上划分他们的歧异。马来亚的华人在战后所受到的政治冲击,基本上可以分成下列三类:

(一)倾向中国,但是属于国民党份子或是具有右派的思想。

(二)倾向中国,但思想左倾。

(三)土生华人, 受英文教育,思想倾向西方,尤其视英国为其效忠对象,他们被称为《峇峇》。

新马华人处在分裂状态

无可否认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唤醒了东南亚的人民,普遍对政治的醒觉和重视,民族主义的浪潮排山倒海而来。但是,马来亚政治发展算是比较缓慢的,以致不需经过流血斗争即能迫使英国让步,当然这也是英国的深谋远虑──在政治上让步换取经济的既得利益。

同时,毋容讳言的,马来人的民族主义思潮表现得比较强烈,进而结成一股政治力量,于1946年反对英国提出的马来亚同盟(MALAYAN UNION),促使英国必须拟定另一种政治结构──马来亚联合邦,以确保马来人的政治地位。

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于1948年2月1日生效,标志着马来人在政治上扮演积极角色的开始。而马来亚的华人,战后初期,仍未培养起马来亚的意识,倾向中国的,不论是左派或右派,热衷于相互的斗争,尤甚于关心如何争取独立以成为新兴国家的主人之一。不关心政治的,仍然抱着只管经济利益的态度,同时也担心当地的左派运动波及而受累,宁可置身度外。

土生的华人峇峇,对英国有深厚的感情,继续迷恋于英国的殖民地统治而受到庇护,甚至过于洋化的峇峇视英伦为其祖国,因此对于独立运动是拿不定主意,而不加以重视。基本上,华人就是处在一个分裂的状态中。就拿1946年英国建议的马来亚同盟来说:它是战后英国所制定的一份协议书,以把马来亚各州(不包括新加坡)置于英国的直接统治下。

英国政府决定,一旦政局复元而临时性的军事统治过去后,马来亚同盟将成立,旨在创造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组织和促进马来亚不同种族的马来亚人民的团结。但是,马来社会鉴于未顾及各州苏丹地位,和认为不利于马来民族,乃群起反对。在著名的领袖拿督翁的领导下,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UMNO)成立,以反对马来亚同盟,结果英国让步。

另一方面,非马来人对于长期在马来亚居留后,将因此获得合法地位及政治权利的条件,却表现得不热衷。可能他们仍然对日治时代余悸未消,长期以来他们未被英国接受为马来亚人及被视为外来人,他们还是不能确定本身的身份,因此并不重视这个问题。

《追溯马来亚华人先贤奋斗史第三回》就讲到这里,明晚同样时间,继续为大家主讲最终回;我们明晚再见。

by:Mask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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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二月 3, 2012, in 馬來西亞的真實歷史, 追溯馬來亞華裔先贤奋斗史. Bookmark the permalink. 留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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