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馬來亞華裔先贤奋斗史》第二回: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时代

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又一次跟大家见面。

昨天说到,十九世纪末期,马来亚华裔社会受到满清皇朝光绪皇帝的感召,纷纷出资兴学。第一间的正规华校,当推建立于1904年(光绪卅年)的槟城中华学校,接着雪州有尊孔学校,霹州有育才学校之设,此风一开,全马各地纷纷兴学办校,教育风气至为蓬勃。

当时华人办学,并没有得到英殖民政府的资助,完全是在自力更生的情形下,传播华文教育。直到1920年,英殖民政府实施一项法令,要求对学校及教员进行登记和统制,并对华校实施津贴制度,虽然这只限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而马来属邦不包括在内,不过华人还是不断发展华校。

据巴素博士统计,1938年,单在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的华校生逾9万名,英校生有2万7000余名。换句话说,读华校的人数远超过英校的数目。同样的情形,也反映在华文报业的兴起。

虽然马来亚的第一份华文报,是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由教会主办,富宗教色彩,前后刊行六年半;但真正具有规模和有启迪作用的,是1880年在新加坡开办的《叻报》。

它是一份形式较多样化的华文报,创办人是薛有礼,一位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华人。他受过英文教育,但对中华文化酷爱。新加坡报人陈蒙鹤女士在《新加坡早期的华文报,1880年至1912年》的英文专书中,曾经分析《叻报》创办的动机,她认为《叻报》不是为利,而是为推广中华文化,改进华人社会风气,且具有爱国意识。

《叻报》内容包括新闻、社论、通讯及广告。新闻有本坡新闻、外埠新闻及国际新闻,前后刊行51年,第一任主笔叶季允,乃被礼聘从中国南来主持笔政,达41年之久。

学校和报纸俱是传播智识和文化的所在,对于政治思想的灌输,也是至为重要的工具。因此,从早期的华校和华报性质看来,清廷所要宣扬的是一套维护帝制的封建思想,对于儒家学说的重视,不遗余力,目的是要鼓起华人对清廷的效忠和跟随保守的政治潮流。

华人社团取代私会党

必须提起的是华人社团,在促进民族意识和保护会员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一般认为,华人社团的组织是伴随华人南移的产物,虽然它很早就存在,但因早期私会党的势力庞大,支派很多,以致成为华人社会的〈保护者〉,社团的重要性也就相对减低了。

直到英殖民政府在1890年对付私会党组织后,公开注册的社团便如雨后春笋而起,取代私会党的作用。当然,这不是说社团较私会党发源迟,而是其功能在较后期才表规出来。

马六甲的青云亭是华人最古老的结合组织,槟城的广福宫,建于1800年。就是最早期的华人社团。

初期,庙宇与地缘性存有混合为一体的迹象。 1801年,槟城嘉应会馆的前身〈仁和公司〉成立,建筑为庙宇,槟城的广汀会馆前身为〈广东公司〉,成立于1801年。马六甲的应和会馆成立时,初称〈梅州众记公司〉,1825年改称为〈应和公司〉,嗣后始再改为〈应和书馆〉。

较早时期成立的会馆,多与私会党组织脱离不了关系。同乡团体,从故乡带来家族制度以及一切风俗习惯,会党亦是其中之一。所谓的会党,是指来自同一个乡下的村民所成立的组织,负责照顾所有乡党的福利和生活。会党对党员来说,是有绝对的义务,无条件扶助的团体。当权者认为,可以利用为支配的工具;农民和劳动者认为,是结合同人再好没有的组织,革命家亦认为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公司,和海山党大伯公会,就是这样的会党组织;广汀会馆,宁阳会馆和义兴党,亦有不能分离的联系。若以县会馆而论,新加坡宁阳会馆的创办人,在义兴党的洪家祠中安有牌位。无疑的同乡团体具有封建性格。同时孙中山在华侨中,能够组织同盟会,原因就是可以动员私会党,所以会馆事业,是有利维持封建社会的秩序。

除了地缘性的同乡会,血缘性的宗祠外,亦有一种被认为是代表工商业和职工组织的业缘性团体,如建造行、兴和打金行、鲁班行等。华社研究学者认为,英殖民地政府鼓励带有商业性质的代表性组织,包括同乡会和宗祠在内,一个有名望的人,可以一身兼数职,而成为一方领袖。

当英国发现私会党的组织已尾大不掉,且渗入一些早期的会馆(前称公司)时,乃改弦易辙,通过扶持会馆、宗祠和商团来取代会党(私会党)的地位。廿世纪初叶,华团应运大量而生,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英国人也希望有名望的温和派华人领袖,特别重视受英文教育的侨领,来领导社团,直接归属英国统治,而又能协助政府推行政策。

华社团体百花齐放

就拿槟城来说,嘉庆5年(1800年)建立了广福宫(广东及福建人合作)后,又于光绪12年(1886年)在毗邻,挂起了市政府招牌的平章会馆,商业与社团结合的机能,发挥的淋漓尽致。从教育、报业及华团三方面的发展来看,马来亚华社对封建制度的维护表露无遗。尊孔学校及孔教会的中华学校,即旨在推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华文报宣扬封建文化也有其功效;华团拜祭神位,除削减私会党力量外,亦在于巩固封建体系。

虽然这些发展和所传播的政治意识,不全然与英国政治思潮相符合,但并未危及英国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因此英殖民政府也就任由华人的政治思潮自行发展。不过,英国人认为,通过法律的控制,对于华人的政治意识的控制是有效的,更何况当时,华人并无驱赶英国人的观念,只是侧重在经济发展和谋生,在政治上不很关注中国的政局变化。但是,上层的华社份子则以取得满清皇廷赐封的官衔为荣耀。

第一位获得清廷赐封官衔的华侨,是新加坡的章芳琳,时为1869年,所得的官衔为道官,以褒奖他慷慨献捐福建省的防务基金。

之前,海外华人得不到清廷《皇恩》之赐,是因为满清政府对海外臣民,采取敌视态度的一种表现。满清当局一向把海外华人看成罪犯或中国文化的背弃者。认为他们私自逃离国家到海外谋生,是一种被祖叛国的行为。但是到了19世纪末,清朝政府对华侨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 1893年,清廷颁布的一项通令,对华侨撤消传统的限制和惩罚,并献议保护那些回返祖国的华人。

通过捐款而授予官职是另一种拢络的手法,以使侨民忠于满清帝国。这是因为清廷在后期的经济出现危机,不得不借助海外华人的经济力量。演变到后来,授官之举成为清朝确保华侨效忠的一种手段,后来被利用做为一种政治武器,以对抗保皇党和革命党在新加坡、马来亚华族社会的影响力。

两种政治思想斗争

从历史发展看来,在20世纪之前的新马华侨政治潮流是不显著的,一般上是低调的。他们摆脱了清朝统治下的民不聊生的困境后,投身怒海,移居到马来亚,目的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从事政治活动。只是在被动的情况下,他们依附着领袖及首领的政治意识,不过从未正式的集体表明政治态度。

基本上,从甲必丹之设立,到土生华人社会的形成,到私会党的蓬勃,吸纳新客成为党员,到被英殖民政府封官收买,到最后被清廷封官收买,及后便在上层社会展开两种政治思潮的斗争。第一种思潮,是效忠清廷,协助腐败的满清政府致力巩固江山,取缔反抗清廷的份子;第二种思潮,则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出钱出力支持推翻满清政权。

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20世纪,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整个华人社会的政治醒觉,纷纷加入了政治斗争。先是改良派的康有为到来争取华人,继之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接着便是抗日的斗争,随后是国共斗争的冲击,转入五十年代,民族主义兴起,华人政治思潮有了一个巨大和划时代的转变。

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时代,在鸦片战争(1839年至1842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年至1860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改良主义的思想即已在中国兴起。

尤其到了中日甲午战争阶段(1894年至1895年),由于清朝一再对外来霸权主义让步,促使一批知识份子提出改良主义学说,其中以康有为及梁启超为代表人物,推出了维新运动,但是遭到了当权派的反击。以谭嗣同为首的《四君子》被慈禧太后下令拘捕斩首。

戊戌政变的失败,迫使康有为及梁启超向外逃亡。他们的思想是保皇的,与光绪皇帝有密切联系,所痛恨的是慈禧太后为首的当权派。

他们谴责慈禧太后30年来的反动统治,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公敌,且是《大清十一代之罪人》,而《欲医中国之病,唯有将此恶政府除去,而另立一好政府(指光绪皇帝复辟)则下来俱妥矣》。

康有为及梁启超是属于《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不主张推翻帝制,到海外宣扬思想时,也促请华人支持光绪皇帝,对抗慈禧太后的顽固派。

康有为逃难的时候曾经到过马来亚,怡保的旅游景点霹雳洞,也有留下他的墨宝。不久之后,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中国革命派也来到马新等地宣扬革命,以推翻满清政权,另立国民政府。

这两种对立的思想,在马来亚的华人社会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在争取华人关心中国的政治前途方面,却是没有多大的差别。保皇份子曾先后在新加坡创办了《天南新报)(1898-1905年)与《南洋总汇报)(1905-1946年),他们也在槟榔屿创办了《槟城新报》(1895-1936年)。

康有为在另一方面也宣扬办学,鼓励华人筹组孔庙与社团等。孔教会乃先后在马星各地成立。有人指出,今日南洋各地,尤其是马来亚,有许多的华文学校,是由康有为在当时奠立基础的。

在当时的上层华人社会,分成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是海峡华人峇峇的亲英国思想,对中国政局不表关心。比如由峇峇薛有礼创办的《叻报》,即向康有为泼冷水。

其二是与中国有关系的,尤其是获得清廷赐封官衔的上层份子,他们宁可支持保皇运动,也不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因此,保皇党初时在南洋社会占了优势。

例如英籍华人领袖林文庆就极力诋毁孙中山的革命,称他是《魔王》。

孙中山结合海外私会党势力

尽管如此,孙中山并不气馁,他在极为艰辛的不利条件下,组织他的革命团体。私会党的组织就成为他的结合对象之一。孙中山也是三合会的会员,他在中国、檀香山与海外其他地方都与三合会的支会联络。

后来,在1894年,孙中山自行成立的《兴中会》,也是依据传统的秘密会社的方式而行,会员同样用血宣誓,也同样传用秘密信号与言语。孙中山在革命运动中,曾利用私会党的协助。他于1903年在檀香山毅然加入致公堂,并被推举为《洪棍》,在洪门组织,称元帅为洪棍。


孙中山的《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痛斥满清腐败无能,要求振兴中国。到了1905年,演化成同盟会,发出宣言表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于1906年在新加坡设立,随后在吉隆坡、槟城,森美兰、马六甲及瓜拉比劳纷纷设立分会,但在怡保计划不得逞,因为遭受保皇党份子的激烈反对。

保皇党与革命党的政治斗争,亦可从同盟会创办的报纸打对台戏窥见一斑。同盟会在新加坡设立《图南日报》(1904-1905年)与《中兴日报》(1907-1910年),也在槟城设立《光华日报》(1909年─迄今)。从历史资料显示,目前仍然是槟州最主要的报章《光华日报》,就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支持下创立的。


除了通过报纸之外,革命党人也通过演讲和一些社团从事活动,最著名的便是槟城的《阅书报社》(于1908年11月在社团法令下登记)。

尽管保皇党在马新的政治活动,曾在初期占上风,且得到上层份子的拥护,但同盟会则借助秘密会社的力量和中等阶级的支持,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尖锐化斗争;渐渐的后来居上。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同月内死去后,保皇党已失去一个《挟天子之名》的号召力,而且清廷日益腐化,眼见大势已去,一些上层份子也掉转方向,支持孙中山了。

根据史料显示,华人群众并未全力介入保皇党及同盟会的活动,这是由于他们并不十分了解这些的政治斗争。而且,这两派的人多数周旋在中上层社会,尤以孙中山的身份更为特殊,他备受英国殖民政府的监视,不能自由活动,以致需要通过其他团体及报章来宣扬它的理想。

辛亥革命为海外华社带来激荡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帝制,建立中华民国政府,这个历史转变给海外华人社会的政治醒觉,带来巨大的震荡。究竟同盟会有多大的政治力量呢?根据一位革命党领袖邓慕韩统计,1908年在东南亚有3000名同盟会的会员,大部份来自马来亚、新加坡两地。当年新马一带的华裔总人口约为60万人。

日本的历史观察家估计,从1909年到1910年,在新隆槟三地约有2500名会员。如果此说无误,则其成员只占当时马新华人十五岁以上人口的0.3到0.5巴仙。但是,在孙中山先生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许多中立派及保皇派份子转而支持孙中山先生,形势为之一转。尤其是在武昌起义后(导致清廷的灭亡),槟城有5000人剪掉辫子,怡保也有2000人返回中国参加孙中山的革命。

在捐款方面,槟城有6000到8000元,怡保有4000到5000元,吉隆坡有4000到5000元及其他市镇也响应,总计3万元到4万1000元不等。参加同盟会的人也增加至占当时华人15岁人口的4.4巴仙至5.9巴仙。总的来说,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虽然已有所改变和较为积极,但上层社会仍有分歧,有人拒绝支持孙中山,吉隆坡的矿商陆佑及姚东生即为两个明显的例子。

他们不介入革命是有一些因素的,譬如不愿卷入任何与现存政权对立的活动,同时他们是在英国的保护下,得以成为巨富,他们因此与英国的关系较为良好,而对中国的效忠缺乏热忱。不过,也有富商转变他们的思想立场,如霹雳的矿商胡子春。他本是保皇派的人物,较后赞扬孙中山的革命是中国的先锋队。胡子春是霹雳华教中坚份子胡万铎的祖父。

正由于孙中山在为理想奔波时所遭受到的挫折,乃转而向中下层人民,以争取他们的支持。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中层阶级,在阅读孙中山的言论及报纸的鼓吹文章后,华社思潮起了急速的变化,对满清的暴政起恶感,对外国的侵略产生抗拒心理,他们甚至本身也成为宣传家。

据知,在此时期,霹雳有2000名华工返回中国,那些尚在矿地的矿工,也合捐了1万元。这说明了孙中山的政治宣传已打进马来亚华人的中下层社会。除了工人以外,低层的人物包括私会党员、小贩、三轮车夫,乃至妓女及乞丐也捐款给革命运动。

尽管现代一些学者提到辛亥革命时,认为对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冲击并不是很大,也不是澈底;但他们并没有否定对20世纪初,华人的闭塞,保守与冥顽思想起了很大的冲击。

王赓武教授在其论文《1900-1911年海峡殖民地华人保皇党份子及革命党份子》中指出:《介于1900年与1911年间,最主要的不是经济与社会的变迁,而是海峡殖民地华人,倾向中国的思想与态度的转变。 》

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

二十世纪初期,根据颜清湟博士形容,在这个时期马、新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拯救中国,但对海外华人确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分成三类:海外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海外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及新思想的涌现。

其一,由于民族主义的思想鼓吹,遂使到数以千计的海外华青,回到中国参加推翻清朝,甚至牺牲生命,并有许多捐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从1911年启开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为马新华人与中国维系关系的主要指导源泉。同时,这种思潮也带着反对外来势力的意念,一直发展下去。

其二,在孙中山先生展开革命之前,海外华人是不团结的,也有帮派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

当孙中山先生于1906年,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本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

他于是通过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运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力量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他们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乃被加强和发展起来。

1909年在霹雳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学校传播华语,逐渐打破用方言教学。当然保皇派在这方面也有其贡献,它使到华人有了共同的媒介语。

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个时期各州成立的中华总商会(最初为华人商务局)。虽然这些组织是清廷所赞成的,有倾向清廷的思想意识,但对殖民地政府也没有坏处,因此先后被允许成立起来,这类组织容纳各帮派代表,而在促进谅解及团结方面,有了多少的帮助。

今天晚上的《追溯马来亚华人先贤奋斗史第二回》就讲到这里。明天晚上,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祝各位晚安。

by:Mask Man

Advertisements

Posted on 二月 2, 2012, in 馬來西亞的真實歷史, 追溯馬來亞華裔先贤奋斗史. Bookmark the permalink. 留下评论.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

%d 博主赞过: